上述几方面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现象。有很多迹象显示，这些结构性失衡很可能已经达到峰值，有望陆续进入下降通道，其中一个标志是“刘易斯拐点”的日渐临近。2010年春节过后，用工荒由几年前的沿海地区蔓延到内地，市场工资水平出现明显上升，最低工资普遍上调，外资企业甚至持续出现“罢工潮”……这些现象表明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面临结束。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很多结构性失衡问题有望得到缓解，当然这是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资性收入会有所上涨，收入分配有望合理化，消费的贡献度也会增加，城市化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对“刘易斯拐点”的临近保持开放态度。为此，我为一篇文章起了《你好，刘易斯拐点》这样的标题。这些转变的出现，也说明中国经济的失衡不是“绝症”，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对中国经济模式担忧和困惑的另一个根源是，在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一点与经济学的基本信念相左。经济学通常认为，市场比政府更有效，政府过多地参与经济是对市场体制的破坏，会降低经济发展的效率。
应该说，如果仅从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并认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结构性矛盾自然会逐步得到缓解，是过于乐观的。最近几年，笔者一直尝试从中国式分权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的增长模式和宏观现象。傅勇： 《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 探寻高增长低发展的制度性根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分权是指，在经济治理和公共决策上，中央和地方各自拥有相应的权利。对于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分权治理势在必行。在一些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甚至在政治和立法上都有一定的自主权。与之不同，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向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分权的同时，在政治上却保持了罕见的强势，经济分权和政治集中就成了中国式分权的主要内涵。并且，有大量证据显示，在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评价体系中，经济增长、税收、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对硬性的指标，占了相当大的权重。这就塑造了中国的地方政府特别具有企业家精神。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许多地方事务上拥有自主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被中央调动起来，并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上。
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强势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强势政府也会推动市场体制的建立。比如中国的许多城市是在“经营”中快速发展的，地方政府巧妙地组合了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推动了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出现日新月异的变化。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在正面评价强势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市场的力量。中国政府的成功之处在于，强势政府不是去遏制市场，而是培育甚至利用了市场。小政府是香港繁荣的基础，但强势政府在新加坡也有不错的表现。张五常教授是非常推崇市场作用的，但他对中国地方政府的作用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张五常： 《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强势政府要取得长期成功，需要尊重市场机制。中国式分权这套体制固然是中国奇迹的基础，同时也是许多不平衡问题的根源。要缓解这些不平衡，改革这套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市场化会是更好的途径。这正是我们对中国未来保持较快成长所能提供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