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政府集中更多的资源本身就不是个好现象。中国的公务员报考热是强势政府的一个表现。一定程度上，政府部门人力资源的更新能够提升政府工作效率。然而，社会最优秀的人才流向政府部门而不是向生产部门集中，其实也折射了该社会的市场环境还有待改善。有研究表明，一个社会中的律师越多，这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率就越低。律师不可谓不聪明，但反而可能会妨碍经济增长。公务员和律师一样，都不是想着要生产财富而是想着分配财富。中国古代曾通过科举制度，将社会精英的注意力集中到儒家经典著述和官僚政治上，而这些活动对科技和商业的发展无甚帮助，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李约瑟之谜”的发生。林毅夫： 《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最近有不少意见认为，以国内生产总值挂帅来考核官员政绩，引发了越来越多的问题。鉴于国内生产总值忽视了很多资源环境成本，也和老百姓的福祉无绝对关系，因而建议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甚至是幸福指数来作为综合考核标准。这些建议的初衷是好的，但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尤其是幸福指数主观性较大，在准确性方面远不及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考核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指挥棒，这个指标应该具有成熟严谨的统计标准。即便是国内生产总值这个统计体系，地方政府尚有造假的空间，可以想象，一旦采用了主观性更大的指标，统计数据将出现更严重的混乱。现代经济国家，无一例外均非常重视国内生产总值，但这不一定就会带来与中国类似的问题。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我们应该更多地依赖自下而上的意见，而不是用幸福指数取代国内生产总值指标。
中国经济不平衡的一个特征是内需(主要是消费比重)较低。然而，消费不足毕竟只是结果。首先，消费不足其实反映了投资过度或投资不当。我在《中国宏观经济为何失衡》一文中指出，如果低效率的投资并不能形成有效的供给，再多的生产能力也只能变成闲置的机器厂房和不断堆积的商品。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投资是经济中最活跃的变量，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决定产出和收入，收入又决定了储蓄和消费。因此，消费不足的背后其实投射出中国投资体制上的问题。其次，收入分配体制是消费不足的另一根源。中国国内的生产能力超过了国内的需求，结果有相当大的生产能力需要依赖国外市场消化，这又表现为高出口和高顺差。《供给为何没能创造自己的需求？》一文从这个角度出发作了讨论。古典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萨伊定律，意思是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为商品的价格是生产商品各要素的报酬之和，要素所有者在拿到这些收入后，刚好能够购买完他们所生产的商品。当一个社会出现普遍而持久的国内需求不足时，也就是供给未能完全创造出自己的需求，其原因就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马尔萨斯、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均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
收入分配越来越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几乎都在不断增加。从时间上看，收入不平衡的加剧是经济发展和商品经济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期，收入分配当然更加平衡。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一定程度上，收入不平衡比整体收入水平低更容易引起社会不满。近年来，“仇富”情绪有所上升。那么，我们是否只能通过加大劫富济贫的力度来改变收入不公的状况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