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高速上涨的房价，有些人感到无力承受，也不可理解，甚至有人转而选择去诅咒高房价。国内部分学者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抱有类似态度。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观点，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浪费式的和低效率的，也是不可持续的。这类观点通常指向的是，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是建立在如下一些基础之上的: 高投资、高出口、高能耗、高顺差、低消费、低收入增长、低城市化、收入不平衡、地区差距大、金融压抑，或许还包括开头提到的高房价。这构成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模式的一种担忧和困惑。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这组特征是不寻常的。印度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参照系。除了少量问题外房价是中印比较中一个被忽视的因素。一家专业房地产调查公司——“全球房产指引”(Global Property Guide)，在2010年6月提供了对全球超过110个主要城市的核心城区做的调研。结果显示，印度第一大城市孟买的房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倍(其中孟买每平方米是9542美元；上海是5449美元，约合34000元每平方米，大致相当于上海内环的均价)。，印度经济要比中国更加平衡，不少学者也更认可印度的经济模式。而在国际上，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强，中国的经济失衡在很多人眼里成了国际经济麻烦的制造者。
这些不平衡当然是不合意的，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迅速成长的“并发症”，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起点和基础。这就是本书将中国经济模式的这些特征定性为经济“成长的烦恼”的缘故。在我的印象中，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较早地使用“成长的烦恼”一词来解释中国的经济问题。在2007年10月18日《上海证券报》的专栏中，他将流动性过剩问题说成是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要知道，在1978年之前，上面提到的所有失衡问题几乎都不明显，甚至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失衡也远没有如此严重。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把很多结构失衡，看做是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中出现的合理现象，甚至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种途径。在经济“起飞”(Takeoff)阶段，城乡差距和低工资加快了城市部门的积累，而少数地区的超前发展，带来了要素集聚效应，成为具有带动作用的“增长极”。
导读失衡的巨龙在“经济模式之辩”这部分的一组文章中，笔者对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作了多角度的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经济除了规模庞大之外，其实并没有多少惊人之处，更谈不上“另类”。首先，在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长率等指标上，中国差不多都低于日、韩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相应指标。其次，从现代消费理论视角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优良的人口结构可以对居高不下的高储蓄率作出很好的解释。值得指出的是，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在与中国发展相似的阶段，国民储蓄率与中国不相上下；意大利在20世纪60年代储蓄率也高达，与中国相差无几，而意大利是基督教国家，与东亚的儒家文化相去甚远；新加坡的储蓄率更是中国的倍；在博茨瓦纳经济高速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储蓄率也远高于中国目前的水平。再次，中国被普遍看做是一个高度依赖外需的国家，中国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经达到40%，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即贸易依存度)接近70%，但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量这些指标，就会发现，事实上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大。我们知道，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很低，而在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只有国内增加值的部分才计入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出口的比重只占到10％，远远低于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40％，以及20％左右的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指标。1990年、1997年出口增速加快，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却出现下滑；在2000—2001年的“高科技泡沫”之后，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经济增长保持了良好的势头；2007年出口增速下降，但经济增长仍在上升通道，这意味着出口变动从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中国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也表明，中国与发达经济体至少已部分“脱钩”(Decou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