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心里不踏实：“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
父亲开导她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有了父亲的这番话，杨绛内心释然，但她半信半疑，只怕是父亲纵容她。可是她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在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而当时东吴大学没有文学系，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
杨绛欲选读法预科，打算做她父亲的帮手，并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了经验，然后可以写小说。杨荫杭虽说任女儿自己选择，却竭力反对她学法律。他自己并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就坚决不要女儿做帮手，况且她能帮他干什么呢？于是，杨绛只好改入政治系。
虽说杨绛进了政治系，可她对政治学却毫无兴趣，只求得功课敷衍过去，她课余时间都花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
东吴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相当可观，中外文学名著很多。杨绛在这里养成了嗜书如命的习好，上课之余读了大量的书籍，小说，特别是外国小说，她差不多都看了。从此渐渐了解到：“最喜爱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外语在这所教会大学本来就十分注重，加上她在这里阅读了大量原版政法书和文学书，外语水平日益长进。后来，她还试着学翻译，在她成为文学翻译家之前，她就翻译过不少英文的政治学论文。
杨绛非常恋家，并不贪玩却贪看书，回家还帮助父亲做些事情。有一次，杨荫杭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不好过。”杨绛说。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过了。”
杨荫杭笑道：“我也这样。”
杨绛觉得父女两人心同此感，自己好像成了父亲的朋友。她非常珍视这种深深的相知与亲情，她父亲每次买了好版子的旧书，自己把卷曲或破损的书角补好，叫杨绛用顸的白丝线双线重订。他爱整齐，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结子也不准外露。有时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杨绛就帮着父亲抄写。有时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也来找她的“差”，杨绛半世纪后捉笔回忆：她在一个中学教英文和数学，同时好像在创办一个中学叫“二乐”，我不大清楚。我假期回家，她就抓我替她改大叠的考卷；瞧我改得快，就说，“到底年轻人做事快”，每学期的考卷都叫我改。她嫌理发店脏，又抓我给她理发。父亲常悄悄对我说：“你的好买卖来了。”三姑母知道父亲袒护我，就越发不喜欢我，我也越发不喜欢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