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二八年夏，杨绛准备报考大学。这时清华大学刚开始招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她只好就近考入苏州的东吴大学（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的前身）。
这年秋天，杨绛进入东吴大学读书。其时，女生宿舍还没有建好，女生也不多，所以住在一所小洋楼里，这原是一位美国教授的住宅。东吴大学是一所教会办的学校，它的住宿条件在当时来看，是相当优越的，杨绛介绍说：我第一年住在楼上朝南的大房间里，四五人住一屋。第二年的下学期，我分配得一间小房间，只住两人。同屋是我中学的同班朋友，我称她淑姐。我们俩清清静静同住一屋，非常称心满意。
这间房间很小，在后楼梯的半中间，原是美国教授家男仆的卧室。窗朝东，房外花木丛密，窗纱上还爬着常青藤，所以屋里阴暗，不过很幽静。门在北面，对着后楼梯半中间的平台。房间里只有一桌两凳和两只小床。两床分开而平行着放：一只靠西墙，床头顶着南墙；一只在房间当中、门和窗之间，床头顶着靠门的墙，这是我的床。
房间的门大概因为门框歪了，或是门歪了，关不上，得用力抬抬，才能关上。关不上却很方便：随手一带，门的下部就卡住了，一推或一拉就开；开门、关门都毫无声息。钥匙洞里插着一把旧的铜钥匙。不过门既关不上，当然也锁不上，得先把门抬起关严，才能转动钥匙 。因此，杨绛她们晚上睡觉从不锁门，只把门带上，就不怕门被吹开。
当时的东吴大学除了注重知识灌输之外，还比较重视体育锻炼。一向文静的杨绛也参加体育活动，她刚进学校时，女生不多，在女子排球队里她得充当一员。课余练球有所长进后，杨绛参加了比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她仍记得：“我们队第一次赛球是和邻校的球队，场地选用我母校的操场。大群男同学跟去助威。母校球场上看赛的都是我的老朋友。轮到我发球。我用尽力气，握着拳头击过一球，大是出人意外。全场欢呼，又是‘啦啦’，又是拍手，又是喜笑叫喊，那个球乘着一股子狂喊乱叫的声势，竟威力无穷，砰一下落地不起，我得了一分（当然别想再有第二分）。”她还说，“当时两队正打个平局，增一分，而且带着那么热烈的威势，对方气馁，那场球赛竟是我们胜了。” 别小看这“一分”，这是关键的一分，靠这一分，杨绛所在的球队赢了。所以杨绛忍不住要说：“至今我看到电视荧屏上的排球赛，想到我打过网去的一个球，忍不住悄悄儿吹牛说：‘我也得过一分！’”
杨绛在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学以后，学校让他们分科（即分专业）。她的老师认为她有条件读理科，因为杨绛有点像她父亲嘲笑的“低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却都平均发展，并不偏科。杨绛回想道，“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
为选专业，杨绛颇费踌躇，只好带着问题回家求教。
“我该学什么？”她问父亲。
杨荫杭回答：“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