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袁世凯得到了清廷和李鸿章的大力褒奖，吴兆有等人十分不满，便将袁世凯在朝鲜飞扬跋扈的“劣迹”告知了当时回乡应试的张謇，试图借张之力来打压袁世凯。张謇在庆军幕府多年，一向为人所尊重，在接到吴兆有等人借机挑拨的信件后，他随后便写了一封长达千余言的信斥责袁世凯，口气十分严厉。
在信中，张謇故意不叫袁世凯的字“慰亭”而称之为“袁司马”（当时袁世凯的官位是五品候补同知，按清代官制是州的佐官，即古之司马，其中也有暗讽袁世凯篡权之意），说：“别后仅收到你的一封书信，想必是袁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意在提醒袁世凯只是一个营务处会办，如何能妄自尊大，竟然凌驾在总办吴兆有之上？接着，张謇又说，你既然是吴兆有的会办，在觐见朝鲜国王的时候就应当让吴兆有走在前面；处理朝鲜事务的时候，也应该把吴兆有的职衔放在前面，如何事事任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你这是凭势力震慑人、靠权诈来处世吗？在信的结尾，张骞更是毫不客气地说：“此讯不照平日称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
张謇说得非常刺耳，全文含讥带讽，处处直指袁世凯的要害，这已经不是出于师生之谊的劝导，而是为吴兆有等人张目了。袁世凯接到信后气愤难平，好在李鸿章在关键时候识人善用，并没有被吴兆有等人攻讦所误，因而袁世凯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升任为朝鲜“监国大员”，这大概也是张謇所没有想到的。
由此，张謇和袁世凯便结下梁子，双方互不理睬近20年之久。在此期间，袁世凯青云直步，屡屡升迁，并在庚子年后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清末又调任为军机大臣，可谓是风光无限。而张謇在退出庆军幕府后，在科举上也还算顺利，考中了1894年的状元（康有为于次年中进士）。但时运不济的是，张謇刚当上状元郎不久，他的父亲便撒手人寰，按历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三年。
三年后，张謇到北京销假却又赶上“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慈禧太后罢官，张謇自知官场险恶，从此绝意仕途，并回到家乡南通，走上实业救国之路。直到清末实行预备立宪，张謇才投入到当时的立宪运动中，并成为江苏立宪派的主要干将。
由于袁世凯在清末新政和立宪中也表现积极，张謇才逐渐化解了与袁世凯之间的这段恩怨，并开始有了共同语言。1904年7月，张謇主动给已经在朝廷中做了大官的前学生袁世凯写信，希望他效法日本伊藤博文主持立宪。袁世凯当即回信，表示立宪时机未到，还需要等待时机，双方算是恢复了交往。
武昌起义后，张謇被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提名为实业部长，但身为立宪派的张謇对革命党并不信任，他当时站在袁世凯一边并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收拾局面。在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也盛情邀请张謇出任实业总长一职，张謇认为当时的局势不稳定，因而推却相邀而表示愿意在野为袁世凯出谋划策。
直到“二次革命”结束后，张謇才在熊希龄的内阁中担任农商总长，并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实现其“实业救国”的理想。但是，袁世凯在帝制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一心要搞实业的张謇终究难圆其梦，最终被迫辞职。
有意思的是，在袁世凯初投吴长庆军中的时候，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张謇执弟子之礼，每次写信也是尊称张謇为“夫子大人”。但随着袁世地位的不断升迁，对张謇的称谓也日渐不同，开始由尊敬有加到平视之称“仁兄”，令张謇感到啼笑皆非，心里很不痛快。
中国传统的道德，“一日为师，终生为师”，张謇随后便在给袁世凯的回信中调侃道：“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
袁世凯在宣布帝制后，他自己也觉得在原来的那些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面前不好意思，于是便制定了“旧侣、故友、耆硕”等名分，用来安排他的那些老朋友。譬如张謇，当时便是袁世凯亲封的“嵩山四友”之一（其余三人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
尽管袁皇上给予了“嵩山四友”免跪拜称臣、赐朝服肩舆、入朝赐座并许以优厚年金（年薪二万银元）等待遇，但张謇对此并不领情，随后他便离京南下，回老家南通搞他的“实业救国”去了。
孔老夫子曾说过：“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学问人未必是君子，但像袁世凯这样连学问也不肯去做的，大抵是做不成君子的。不过，君子有德有才如张謇者，时运不济，也未必能成事；而小人无德有才，反倒会顺风顺水，前途无限。这说来奇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