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失利后，博古、李德等人彻底丧失了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信心，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为处置战略转移的一切军政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作为中央红军新的最高权力机构。
7月上旬，敌人向苏区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左”倾路线领导人仍然命令红军“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在此后两个多月空前激烈的战斗中，无数红军战士为保卫中央苏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兵日少，地日蹙，苏区仅剩下瑞金、兴国、于都间的狭小地区。
一天，毛泽民心事沉重地来到云石山，找毛泽东商量国家银行金库搬家的事情。
毛泽东问道：“你们准备搬到哪里去？”
毛泽民回答：“想搬到兴国一带去。”
毛泽东沉重地说：“敌人已经到了藤田、东固、黄沙岭一带，你搬到兴国去怎么行？”稍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看还是立即分散，让部队自己管起来更好。你们研究研究，看行不行？”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毛泽民果断地安排了国家银行金库中库存资金和贵重财物应急处理的办法。
10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跨过于都河，拉开了后来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
在突围前5天，毛泽民才得到转移通知。他匆匆结束了手头的工作，紧急组织国家银行的同志捆扎转移所携带的财物，落实人员编组，准备好扁担、箩筐等全部运输工具。隶属于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毛泽民任大队政委。他们从瑞金云石山下陂子村出发，踏上漫漫长征路。
尽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毛泽民已经把金库中的大部分“家当”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但由于“左”倾路线领导人实行坛坛罐罐“大搬家”式的转移，第十五大队出发时，仍配置了一百多副担子，其中有：两担黄金，几十担银元，几十担纸币，四五担银毫和铜币，以及印钞的石印机和油墨、纸张等。这些都是毛泽民担任国家银行行长近三年时间，辛苦积攒下的最后的家底儿，也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后备资金。十五大队被视为中央红军的命根子，前后左右都有红军部队保护着。
有人曾这样说：毛泽民率领的是一支特殊的红军部队，他们虽然没有真刀真枪地与敌人作战，但他们同样是战士。几万红军天天在流动，没有根据地，每天都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这个担子相当重。他们挑着国家银行的全部家当，支撑着中央红军走过万水千山。毛泽民的职责不亚于前线的军团长和政委。
血战湘江，红军几乎濒于绝境，出发时的8.6万余人，到此锐减为3万多人。红军到达湖南潇水时，若不是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部队实行了轻装，毛泽民领导的第十五大队也把印钞机和笨重物资抛到江里去，红军还不知道要在湘江战役中遭受多大的灭顶之灾。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挥戈西指，强渡乌江天险，将追赶红军数月之久的国民党薛岳部，甩在了乌江对岸，不仅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得意部署，而且连战连胜，全军上下军心为之一振。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
遵义是贵州省一个较大的行署，辖有十几个县，经济、商业都比较发达。这里的军阀、官僚、地主、奸商相互勾结，尤以贵州省主席、军阀王家烈的势力雄厚。王家烈在当地开烟馆，贩烟土，囤积食盐，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红军进城后，没收了很多食盐，仅王家烈所经营的盐行里，就有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红军还没收了王家烈囤积的大量的“白金龙”牌香烟。毛泽民和林伯渠商议，决定将没收的食盐和香烟公开向群众出售。
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有严格的纪律规定，沿途不准发行苏区纸币，但到遵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让苏区纸币能够在遵义的市面上流通起来，国家银行试发行苏维埃纸币，这在长征途中是第一次。
为了方便群众兑换苏区纸币，国家银行张贴出安民告示，在遵义城里设立了6个兑换点。为方便驻扎在城外的红军部队购买东西，还在遵义周边的桐梓、绥阳、鸭溪、团溪、龙溪、余庆、湄潭等地设立了19个兑换点。红军不仅买卖公平，苏维埃纸币的面值还与光洋相当，大小商人都十分满意。
在遵义，忍饥挨饿、长途跋涉了3个月之久的红军指战员们，好不容易得到一次休整机会，手中被“冻结”的“红军票”重新恢复了它的价值。洋货铺里的胶鞋、毛巾被“抢购”一空。书店里的新旧图书、铅笔、抄写簿，也所剩无几。城里的面馆、酒楼，无不利市三倍。遵义的酒店多为四川风味，且价格低廉，回锅肉、辣子鸡以及各种泡菜，更是让红军官兵大饱口福。
因为在遵义打了土豪，红军有了钱，卫生部部长贺诚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一口气把丁子口太平洋药房的药全都买了下来。这批药材对医治红军指战员的伤病，以致后来爬雪山、过草地救治伤病员，起了很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