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根据敌情的不断变化，毛泽东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指挥红军作战。红军四渡赤水，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在此期间，红军部队为适应机动灵活作战的需要，再次精简装备。十五大队倒掉了沉重的铜币，焚烧了大部分纸币，将剩余的几担银元分散到部队。由于人员减少，十五大队的编制被撤销，国家银行实际不存在了，只剩下曹菊如等人带着两担金银和国家银行的账簿、传票，编入林伯渠领导的中央红军供给部。
就在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作战之时，发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他的弟弟毛泽民，却遭受到政治上的打击和报复。
1939年8月26日，毛泽民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回顾：
这样重要的遵义会议后，所召集的干部活动分子会，我当时在××领导下工作，当时将我的政治委员已撤销（因十五大队已取消），不能称为干部，就剥夺了我参加这个会议的资格。后来我提出抗议，××更用报复手段，取消我骑马和特务员的资格，要使我在长征中拖死。这种宗派成见，后来不是石平同志商之恩来同志，并分配保管处副主任和先遣队筹粮主任之职，才使在中央苏区连患三年恶性疟疾的我，保存了马和特务员，未能在长征中拖死。但遵义会议的决议案，始终没有发给我看。这些小小事件，也证明宗派主义之作用。
报告中所提到的石平同志，即时任军委纵队政治委员的陈云。1935年5月，陈云奉命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重新开辟党的白区工作，后又去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莫斯科时，陈云化名施平，石平即施平的谐音。
陈云非常了解毛泽民的为人和一贯表现。1925年毛泽民初到上海负责中央出版发行工作时，与陈云同在商务印书馆党支部。特别是在长征中，毛泽民率领的“扁担银行”，负责整个红军部队的钱款使用，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为几万红军提供补给，付出巨大。十五大队编制取消后，毛泽民拖着多病的身体，艰难地行进在普通战士的队伍中。陈云实在看不过去了，主动找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商量。在周恩来的关照下，毛泽民被安排在中央纵队保管处任副主任，保留了他的马匹和警卫员。
毛泽民一贯埋头苦干，谨言慎行，即使在中央苏区，在王明“左”倾路线最盛行的时期，他也没有遭受过如此沉重的政治打击。为什么在博古、李德等受到批判，“左”倾路线宣告破产后，反而会遭此厄运呢？毛泽民认为，这是党内宗派主义在作祟。
由于军情紧急，形势严峻，遵义会议只是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还来不及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左”倾错误路线进行彻底清算。那时，毛泽东只是有了发言权和建议权，直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之后，才真正拥有军事指挥权。而遵义会议之后，十五大队的建制被撤销，恰恰为宗派主义者打击报复毛泽民提供了一次机会，毛泽民成为宗派主义领导人发泄不满情绪的对象。
这令人们不禁联想到，1933年2月，“左”倾路线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后，便开始打击、排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毛泽覃也曾代兄“受过”，被打成“邓（小平）毛（泽覃）谢（维竣）古（柏）反党集团”。
在毛泽东遭受排挤和打击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的妻子、长期管理机要文件的贺子珍，也改当收发。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则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到红军大学学习。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被撤销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
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民所受到的政治打击和报复，是他参加党的工作以来最残酷的一次。但在毛泽民看来，只要我们的党有希望，红军有希望，自己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若不是1939年在苏联养病时，参加批判李德的会议，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党的真实情况，毛泽民或许不会将这些事情公布于世。
…………
9月18日，红军翻越岷山，进入甘南哈达铺。饥饿、疲惫的红军指战员在这里得到一次短暂的休整和补充。每个指战员都分到两枚银元。这些宝贵的银元，正是毛泽民率领“扁担银行”，爬雪山过草地，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才挑到这里来的！
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让警卫员拿着银元去买烧饼充饥。聂荣臻偶然从包烧饼的旧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阎锡山的部队正在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
陕北还有一块革命根据地——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这一消息更加坚定了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的决心，并将长征的落脚点选在陕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