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审查李德的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国际监委会主席福洛林专门找毛泽民谈话，希望他能将中国同志在审查会上的发言和意见，用最精练的语言概括出来，提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以便他更准确、更系统地了解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情况以及错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是艰苦的、曲折的、复杂的。如果没有亲历这场革命，仅靠一些报告材料和一次审查李德的会议，很难弄清其中的来龙去脉和要害所在。对于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外国同志来说就更困难了。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收藏的毛泽民的档案卷宗里，有一份由王松、李进、周全联署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正是刘亚楼（王松）、林彪（李进）和毛泽民（周全）根据福洛林主席的要求撰写的。落款时间是：1940年1月8日。
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在党的遵义会议决议上已经作了说明，错误的最主要的负责者是博古和李德，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博古。这与共产国际监委会的意见是一致的，即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李德的错误意见之所以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
那么，博古、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为什么能独揽大权？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的由来和背景又是怎样的？每一阶段的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毛泽民认为，对错误的责任人采取落井下石和姑息迁就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必须以党的利益和中国革命的利益为出发点，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客观、实事求是地分清责任。
经过缜密思考和研究，毛泽民与刘亚楼和林彪一同起草了这份报告。报告只有3000多字，却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质疑：
李德不是共产国际代表，也不是由共产国际派去中国的，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太上皇”？
博古连真正的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①，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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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博古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主要负责人。
博古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和他的几个主要助手为什么“现在在党内仍然有相当的位置和相当重要的工作”？
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博古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主要负责人
“遵义会议这样重要的决议案”为什么历时3年之久，“尚未到达国际主席团”？“我们不了解过去中国驻国际代表团在干什么”?！
中共七大即将召开，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问题，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
王明从1931年秋天去苏联，到1937年底回到延安，一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主席团负责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做惯了莫斯科代言人的王明，一手遮天，总想把自己凌驾在中共党中央之上。
比如，博古开始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一跃成为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这件事，只有王明最清楚。可是直到1943年整风运动深入发展，大家越来越认清六届四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起源，王明是党内“三股歪风”的罪魁祸首时，他为了推脱自己的责任，才向中央揭秘说，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其实是不合法的。
王明说，1931年秋天，他和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
不难看出，刘亚楼、林彪和毛泽民在报告中提到的一连串的疑问，其实都与王明有直接的关系。
这份《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原件，存放在毛泽民的档案卷宗之中，报告的执笔人是毛泽民毋庸置疑。但仔细读来，又有耐人寻味之处：报告的前后两个部分竟是由两个人分别撰写的。作者曾分别与毛泽民之子毛远新、刘亚楼之子刘煜奋进行过认真的探讨，对照了刘亚楼、林彪和毛泽民三人留在莫斯科的多份手迹；分析每个人的笔画形态，起笔、落笔特征，从而推断出，报告的前半部分是由刘亚楼写的，后半部分是由毛泽民写的，而报告的通篇又是由毛泽民修改的。报告完成后，毛泽民用钢笔在落款处的下方签上了“周全”的化名和日期，刘亚楼和林彪则后用铅笔签上了自己的化名——王松、李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