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去的会上，监委会主席福洛林让苏联和德国的其他莅会同志也发言。共产国际干部部部长马特维洛夫的发言揭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内幕：原来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去中国当军事顾问。
马特维洛夫说，据有关方面查证，李德原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到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当时，中国的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李德是德国人，与日本人打交道比较方便，所以又被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东北。后来，他到了上海，在共产国际驻华办事处遇见博古。李德与博古原来就认识，就被博古弄到苏区，成了军事顾问，硬是被捧了出来。
李德自己也间或透露过，他是“应中共中央之邀做军事顾问工作的”，他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由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洛甫提出的。李德曾提出，此事应征得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行。为此，博古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尤尔特几次发电报请示莫斯科，直到共产国际表示同意，并限定其职权范围为“没有指示权力”的指示后，李德才由上海潜入中央苏区。
了解了李德的来华背景，莅会的外国同志大都批评李德自以为是，不懂装懂，不会尊重和团结别人。他们的发言主要都针对其个人的思想作风问题，很少指出路线方针上的错误，因此也就无缘追究他的责任。共产国际监委会召开的审查李德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转眼到了1940年。1月20日，共产国际监委会再次开会进行关于李德问题的讨论。毛泽民又一次被邀请参加会议。监委会征求了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国领导同志的意见，又与执委会进行商讨和请示后，最后作出了对李德的处理决定。
共产国际监委会给李德作的结论是：有错误，但免予处分。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但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
从此，共产国际不再重用李德，分配他去做了图书出版工作。
在20世纪60年代，即李德接受审查20多年后，他撰写了《中国纪事》一书，其中谈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开会批判他的情景。他对毛泽民对他的批评，一直耿耿于怀：
到达莫斯科之后，好几周我忙于回答问题、写报告、写补充说明。我感到很不舒服……12月，我应邀同中共代表进行了几天交谈，其中除周恩来外，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几位领导干部也参加了。毛泽民把许多罪名无理地归咎于我，但对在场的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周恩来坐在一旁，像是“原告”。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在兰州和乌鲁木齐，他坚持要把我置于“中国人的保护”之下……
后来我多次听说，周恩来和毛泽民受了毛泽东的委托，要在莫斯科把我当做“人民的敌人”开除出党，如有可能还要把我消灭。他们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此之前好像并没有全文公布。但是，毛要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把我消灭的意图失败了。
在《中国纪事》尾声中，李德还念念不忘地攻击毛泽民，他写道：
俗话说：“杀一儆百”，反对我的行动，不过是在政治上大规模地反对1931年担任中共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的卓越代表的前奏罢了。毛泽民、林彪和其他当时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的追随者，还在幕后阴谋策划反对王明、博古……
《中国纪事》一书写于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李德是接受苏联赫鲁晓夫集团赋予的攻击和丑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任务，因此书中所写的许多内容，尤其借贬低中共及其领袖来提高自己的种种说法并不可信，但对当时会议情况的记述仍可作为参考。
至于李德所说的“周恩来和毛泽民受了毛泽东的委托，要在莫斯科把我当做‘人民的敌人’开除出党，如有可能还要把我消灭”之说，完全是主观臆测，是无稽之谈！倘若毛泽东真想从肉体上消灭李德，还会把他送回苏联消灭吗？留在中国“解决”他，岂不更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