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对我家是充满了阳光的，入城的解放军，个个和蔼可亲，分别暂住在老百姓的家中。父亲已得到大兄的信息，知道他1948年年底又去到苏北，拿着大兄的相片，问一个排连长模样的人。他们安慰父亲，说好像在部队里见过这个人。终于有一天，大兄竟背着一个盒子炮回来了，一身灰军装，腰里扎着皮带。倒不像电影中常见的见到家人还行什么军礼，像过去一样依旧叫一声“父父”、“娘奶”，我则哇的一声哭着奔向大兄的怀抱，这倒使大家乐极悲来了。二兄不久也回来探亲，教我唱“解放军，向南开，我们受苦的老百姓，天天盼望你们来……”阖家团聚之乐，非一言可尽者。
我其时十一岁，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也难免对自己有影响。看到上海印的儿童画刊上，有云某家鼠患，主人养猫捕鼠，鼠一绝迹，主人则把猫赶走。有一天大兄回来，我拿着画刊问大兄，这猫就是蒋介石，鼠就是日本人，现在日本人被赶跑了，你们又把蒋介石赶跑了，是不是如此？大兄起先一惊，继之大怒，讲了四个字：“胡说！放屁！”大兄一辈子只骂过我这一次，大概也只给过二兄一个巴掌。一般说来，长兄如父，他对我们都是十分爱怜的。后来，我很琢磨过这“胡说，放屁”四字的深刻内涵和大兄愤怒的原因，终于内心里原谅了大兄的詈骂。
我家好景不长，1953年，我已十五岁，在“通中”上高一。有一天到学校，听到背后有几个不太相善的同学三言两语的嘲讽，似乎讲大兄已是一只大老虎，“三反” “五反”之中称“大贪污犯”为大老虎，我猛地一身冷汗，一想大兄也确乎有半个来月不见回家了。回到家中，父母亲似乎也有风闻，一室寂然，更无欢笑。有一天母亲和我在街上行走，见到彼时任南通市长的周伯藩。周是世家子弟，文质彬彬，他很亲切地叫住母亲，“缪校长，最近还好吧？”母亲低声问他，“是不是范恒成了大老虎啦？”
周市长哈哈大笑，“大老虎？唉，他连小老鼠都不够哩，名士派，大手大脚，过几天等好消息。”显然周市长是了解范恒的。问题出在有一次大兄带队去南京开会，有几十元的费用由大兄管理，大概路上他和几个同事零零散散用光了，也没有账目。“三反”、“五反”时查账，讲大兄贪污，天晓得！他如何回忆得起买一斤酒、一包花生仁的钱数。于是大发脾气，脾气和贪污数目成正比节节上升，由几十元而几百元而千元之巨。结果，子虚乌有，结论是浪费、账目不清。在周市长哈哈大笑之后两天，大兄竟容光焕发地回来了。父母拢上去问怎么回事，他说要出远门。母亲以为是劳改去，大兄慢了两拍，说：“去八厂，打老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