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一缕轻烟
1946年3月18日以后的江城，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腥风血雨所笼罩。曾在组织向北平军调部三人小组请愿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志士钱素凡、顾迅一、季天择、孙平天、戴西青、孙日新、罗镇和、郑英年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捕杀，抛尸长江。范恒在请愿运动中也被特务注意追踪，但在父亲范子愚先生的掩护下，他逃到城外奔向苏北新四军。社会上盛传范恒失踪，生死不明。然而在国民党屠杀志士震动全国时，上海的报纸上所刊载的被害志士名单中“范恒”二字赫然在目。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比较冷静的父亲计算其外逃的时间和报纸对不上号，因此劝慰母亲，新闻有误。大概过了半个多月，有一天，一位苏北农民挑了一个担子来到家门，潜入室内，语焉甚简，谓有人要“沃古林”眼药水和一双布鞋，取后立刻挑担远去。父亲大喜过望，告诉母亲北边（指苏北新四军解放区）派人来报告范恒已到目的地，一切平安，母亲才破涕为笑。彼时大兄病眼，“沃古林”眼药水是他常用的药物。此后音讯顿杳，不知大兄在何方。又过了一年多，忽然从上海徐家汇某小学寄来便函一封，是大兄的笔迹。父亲用发抖的手拆开一看，大声告诉母亲：“恒儿到上海了，而且找到了工作，在小学教书。”父亲头脑中还没有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概念，只以为大兄真的当起小学教员来了。肯定他不知道其时大兄范恒已是正式的党员。此后音书时有，父母亲放心了，殊不知彼时大兄在斗争的前哨曾临危犯死者数次。
我当时七八岁，懵懵懂懂，只知道先是二兄于1945年去了香港，1946年大兄又离家远行。他们二人在家时，住西屋，两张破床。二兄是文艺气质极浓的人，不问政治，自顾作诗、写字、吹箫；大兄则思想左倾，一天到晚看书。二人偶然发生路线斗争，争吵几句，最严重的一次是有一晚大兄二兄大打出手，大兄当头给了二兄一巴掌，二兄则拿起小榔头作兵器，想敲大兄的脑瓜，在父亲的怒斥下停战。我则吓得大哭，事后倒是二位兄长来哄我玩，其时穷窘殊甚。大兄送我一只料器无足的小犬，二兄给我一块糖了事。二兄说，我的字和八指头陀（敬安大师）的字相似，命我抄八指头陀的诗稿，每抄完数页，给我一块糖。而大兄则叫我唱“在胜利的九月，祖国，你从英勇斗争里解放……”二兄远行时，我写了“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字给他祝福，而大兄之逃逸则是我睡了一觉起来，父亲风尘仆仆地回来后才知的。童年的孤独是最无援无告的，二位兄长是我的偶像，以为他们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人。而今我只有在家中自己练字，再也没有二兄的欣赏、大兄的赞扬了。这孤寂的年月中，最快乐的事，是等待二兄的信，他总会在香港弄到一些外国邮票来给我收藏。还有令我对大兄深怀感激的是有一天他寄给我一个小木盒，其中有十只高可三寸的石猴，都是一个动作捧着桃子蹲坐着。南通地摊上出卖的石猴都是一寸大小的，动作也完全一样。我一下子成了拥有至宝的巨富，每天给它们洗澡，然后让它们排队躺在我枕边，与我同时入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