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前45—23），字巨君，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儿。西汉末，以外戚掌握政权，后来毒死了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帝，自己则称假皇帝和摄皇帝。8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新”。统治期间进行改制，企图缓和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结果事与愿违。17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
传统史学讲求正统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王莽算是恶人，因为他篡了位。虽然我并不谅解王莽的行为，但我要替他做个小小翻案。
王莽出生的时代，帝国制度还没有定型为传统。汉朝代替了秦朝，大家就说朝代是轮流做的。改朝换代，没有一个姓氏能永远治理天下，哪一个朝代做不好，就由另外一个朝代取代，颇有政党轮替的味道。而且还排好金木水火土的顺序，所以当时辩论的是，汉是土德还是水德，以此解释汉朝到底有没有资格代替秦朝。秦朝已经说了自己是水德，如果承认秦朝的正统地位，那么汉朝就是土德，土克水嘛；要是不承认秦朝正统地位，那么汉朝就直接继承周朝，当是水德。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看重哪个朝代是五行中的哪一项?因为没有一个王朝能永远维持下去——汉朝一开头就有阴阳五行思想的辩论。
第二个辩论则是，一个王朝的统治要有一定的条件，如果做不好就要换，但政权并不是通过选举来更替，而是视天命之所归。天命是什么呢?说是老天爷要不要换皇帝，如何换，老天爷自会降下许多祥瑞或灾异。地震、日食等各种灾异不断，都是皇帝做得不好的警讯。
其实天灾常常有的，但儒生以“天人感应”这类说法来指责皇帝。儒生的目的就是警告皇帝，免得皇帝常觉得自己做得很好。汉朝的儒生搞出这套哲学，意即天命是会变的，天命变了就要换新朝代来治理天下。这样的说法说了一百年，后来连汉武帝都相信，每隔四年就换一个年号，代表重新开始，是一个新的朝代。
汉朝当时谶纬禅让之说盛行，确实觉得皇帝该要换了，如“汉历中衰，当更受命”这样的说法层出不穷，王莽就加以利用，而新的皇朝叫“新”。所以改朝换代的理念，王莽是一本正经相信的。他是汉朝那些外戚中难得的有学问的人。当时中国有所国立大学叫做“太学”，是世界最早的国立大学，王莽正是太学学生。而王莽能得到地位，是因为皇太后是王家的女儿，他是皇太后的侄子，皇亲贵戚，地位优越。
起初，他在做宰相的时候，大家都称赞他有学问、有礼貌，思虑也很周密，所以后来有句诗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就是说，当时如果他在谦恭下士时死掉，大家会说他是好人一个，但等到他篡了位，就变成大坏人了。可见，要评断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他篡汉称帝之后，当政颁布的政策大半都是错的，虽然所实行的政策中有一部分其实是有道理的，例如解放奴隶。汉朝有奴隶，凡是犯了罪的人，就充公做官奴，私人也可以买卖奴隶。不过奴隶不是主要的生产力量，因为当时并不是奴隶社会。王莽说改奴隶为国家次等的公民，等到这些人做了若干年的次等公民之后，就可以变回正常的公民。
他也不许有过大的商业利益，做生意不许囤积居奇、不许敲诈——自然资源属于国家，不属于任何个人。树林、水产、盐，这些都属于国家的资源，这些天然的东西不许任何人垄断，是全国人民一起共有的。这些制度不完全是今日社会主义或社会福利，但至少就当时的环境而言，其用意在求取某种程度的公平。
王莽是书呆子，他认为任何事情只要名字改了，实质也就跟着更改了。他把钱币、官制都改换，甚至连邻近的匈奴、日本的国王都叫他们改称号。他说天下所有的田地都是王田，就把田地改名为王田，就有不许私人垄断的意思。
胡适因此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也相信自己的确有上天的恩赐，有特别的责任，也有特别的权力：责任就是改革天下，权力就是做皇帝。当时改革也有特别的契机：汉朝时没有人觉得某个王朝应该永远存在，当政者腐败，就应该有新的王朝起来。
他秉持着这样的信仰；而他的书读得很多，认为社会应有一定的公理和正义，同时必须要在自己的手里完成。但他的失败则来自他以为发个命令出去，事情就做到了，名字改一改，就以为实质也改了——这就是读书人的通病。最好笑的是,绿林军打到长安的时候，他还说自己有天命保护着，不必在乎，自己做了北斗的模型，他坐在斗柄，以为有北斗七星保护着他，就高枕无忧了。
改革者不能局限在理论里头。商鞅太实际，王莽则太理论。
王莽改制
8年，王莽代汉称帝，进行复古改制：
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得买卖；宣称一家不满八个男子而占田超过一井（900亩）的，余田要分给亲族邻里，无田的按一夫一妻受田百亩的规定分配，企图实现古代的井田制；并推行五均六，以控制和垄断工商业，增加税收；屡次?变币制和官制，恢复?代的五等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