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还不太一样。为什么呢？虽然他在1970年代做了《观看之道》那样的电视片，当时很轰动，在那个年代的新青年看来很激进很厉害，而且与《单向度的人》所号召的对资本主义想象的颠覆看起来很像，但他比这些当时流行的那些青年反抗运动更老。说他老是什么意思呢？一来他年纪大，1926年生人，而且我们不要忘了他特别早熟。他十多岁就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他十多岁就在读罗莎·卢森堡，他是一个很年轻的时代就已经在情感上投向左翼的人，比很多同龄人都早熟。今天我们会注意到他的艺术评论家或者是作家的身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写过大量的时事评论跟政论，1950年代的时候他帮《新政治家》写过很多政治评论，那都是真刀真枪硬碰硬的。与此同时伯格的文章很细腻，他写很多小说讲性爱，写很多充溢着诗意的句子；另一方面他又关怀弱势群体，关怀劳工，尤其关怀移民问题、农民问题。对许多老派人来说，一个人要兼具这两方面的东西，你才会觉得这是真正的左派。这两者怎么调和呢？其实对他来讲，或者对那一代的老左来讲，这从来不是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能那么早熟，使得他继承了或者接上了一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小传统。在那个年代，做一个左派意味着你要对你身处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予以批判，你要能够想象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同的社会，你希望建立一个类似乌托邦之类的世界。另一方面，你同时觉得这个世界不只是在社会制度层面跟现在不一样，甚至连生活方式、感觉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艺术上、文学上、文化上你都要有一个跟现存的传统，跟当时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到那个年代的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样的东西，你要颠覆它、打破它。所以曾几何时，现代主义这个艺术文学潮流里面，很多重要的人物都是左派。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苏联，我们都说现代文学理论最早的奠基者是俄罗斯的形式主义。俄罗斯形式主义要干的是什么呢？——帮文学找到它的主体性，这是非常激进的。这一帮人那么激进地改造文学理论，要为文学找到最激进的新的理论基础。再看画家，早期的俄罗斯的前卫艺术多厉害，那帮人也是左派。建筑师里面，包豪斯那帮人是左倾的，所以不见容于纳粹。而毕加索思想上也是一度左倾，其实只要看西班牙内战你就知道了，一整代的左派知识分子都去参战，都去帮忙西班牙共和军对抗佛朗哥将军。这帮艺术家、文学家都是同情左翼的。
再举一个中国人熟悉的例子，鲁迅。我们今天对鲁迅的认识就是，鲁迅忧国忧民，批判社会，写杂文，写《阿Q正传》、《狂人日记》，批判国民性。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鲁迅当年写这些小说轰动的理由，不只是因为他的社会批判，而且是因为他的形式。他根本是给中国文学带来崭新的形式。所以这就是现代主义跟左翼中间的一个隐秘的联系。那个联系的关键是想象力，我能不能想象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包括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和艺术上。伯格就是这一代人的殿军，因为他其实不是那个年代活跃的人，但是他看到那个年代，因为他早熟，他接上了那个东西。
编 者：那么到现在，所谓的左派是不是已经有所变化？比如说其所代言的主体。原来的左派，面对的是工人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的兴起，诗人和艺术家要为这个主体寻找新的语言。但是到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伯格的《抵抗的群体》一书如此解题：“我所谓群体意指一小群反抗势力。当两个以上志同道合的人联合起来，便组成一个群体。反抗的是世界经济新秩序的缺乏人性。凝聚的这群人是读者、我以及这些文章的主题人物—─伦勃朗、旧石器时代的洞窟壁画画家、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乡下人、古埃及人、对描绘孤寂的旅馆客房很在行的一位专家、薄暮中的狗、广播电台的一个男子。意外的是，我们的交流强化了我们每个人的信念，坚信今天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是不对的，所说的相关话题往往是谎言。”我发觉修辞上面有一个变化，从前讲颠覆，讲革命；而现在变成了要聚集所有的多样性和所有历史性的东西，抵抗一种平面的、抹平一切的市场经济。这个时候所谓的左派，其代言的主体已经发生变化了。工人阶级不再作为一个历史的主体，而变成了全世界各地分散的、多样的、不同诉求的被压迫、遭损害的群体。读伯格新近的作品，与读他1970年代的《观看之道》，感觉很不同。曾经还有一个读者看完《抵抗的群体》之后问：伯格为什么要和马科斯副司令通信呢？
梁文道：这种变化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他这种人是经历过几个时代的左派。到了今天的左派里面，仍然要讲工人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已经少之又少了。这是因为整个阶级政治在今天的左派里面被弄得很复杂了。首先是身份政治的冲击。1968年之后很大一个变化在于，女性主义来了，同志运动来了，环境保护运动来了，各种各样反抗运动的出现，很难把它们都说成是无产阶级。这个抵抗不再只是依据阶级的抵抗，还是依据某种身份的抵抗，直到今天这还是左派的一个大难题。身份政治的关键是要承认，你要承认我的身份，我的主体性。阶级政治强调的是再分配。Recognition跟Redistribution两个Re，谁重要？或者两个政治之间怎么协调？这是一个很难调和的东西。而伯格现在有这样一个转向，我觉得是因为他也看到了1989年之后，冷战结束，左派曾经被人认为没戏了，但是从2000年之后左派又有点回头了，就是过了十一年，左派又看到了新希望，这个新希望就是西雅图起义，WTO在西雅图开会遭到数万人聚集示威，从那时候开始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反全球化运动。这个运动最好的总结，其实就是《帝国》那本书，他呼唤的不再是无产阶级工人主体，而是“杂众”（multitude），多元的杂众。这些多元的杂众包括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诉求，除了工人运动之外，还有农民运动，还有各种的新社会运动，都夹杂在一起。大家不必然分享共同的利益背景，不必然有共同的阶级，但是大家可以串联在一起，因为大家的目标一致。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反抗全球化的经济政治秩序，就是要对抗这股抹平一切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