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政府都有官员腐败问题，贪婪是人类的天性，很难根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为维持统治，一般最高统治者也愿意反腐败。在封建社会，官员的考察、监察、惩罚也建立一套制度治理，有些很有效力，比如历朝的御史，专职弹劾贪渎官员，这套监察制度主要是为专制君主制度服务，人治色彩很浓，往往一个皇帝的能力和性格决定了官员腐败的程度。但应看到，御史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通过以官纠官的形式，对维护封建统治、调节自控官场腐败还是有一定功效。
民国建立，袁世凯成为第一任大总统，虽然新的民国是以三权分立的原则构成，但是既不完善，运转起来也颇为不易，很快总统袁世凯的权力凌驾于国会和司法之上，恢复了很多旧时代的制度。比如在官员的监察上，民国初为了反官僚腐败，他就又仿效帝王专制时期的御史制度，成立了一个肃政厅的机构纠举违法渎职官员，而纠弹处理权则掌握在大总统手中。民国初的肃政厅设都肃政史一名，另有肃政史十六人。都肃政史和肃政史与前清左都御史和给事中御史大同小异，于是民国北京官场上“都老爷”的名称再度复活。按当时制定的《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对赃官处罪很重，其第二条规定：贪赃五百元或一千元以上，即处无期徒刑或死刑。这个针对官员腐败的督查机构还是做了不少的事，在北洋政府前期，查办了四百多个省级官员的案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都肃政史夏寿康查办京兆尹王治馨的贪渎案，并最后判死刑。京兆尹是由清朝顺天尹的官名改称来的，管辖北京地区和附近二十四个县。清朝一般大城市的政府称府，最高长官称知府，而称顺天府是首都地区，为了显示特别，将官名称府尹。尹则来源于秦汉前时代的官名。民国初的京兆尹，就相当北京市市长。这是民国初年有名的腐败弹劾案，弹劾部长级官员并处以死刑，确实极为罕见。
王治馨，山东莱阳县人，并不是个简单人物。他很早就在袁世凯的手下做事，在清朝袁世凯巡抚山东时，曾派王赴东三省办理某事，王即有贪鄙不法行为，事后返济南为袁所知，立即被袁吩咐捆绑出去斩了，当时有人为之说情，始免做无头之鬼。其后王攀附上袁的亲信赵秉钧，为赵所重用。袁世凯后督北洋，锐意举行新政，命赵创办巡警，王追随投身警界，算是中国警察从无到有的元老级人物。赵秉钧在清代已是全国警察总监，王则在1905年成立的京师警察厅为官，直至民国后任京师警察厅总监。
王治馨在警界十余年，加上和时任总理赵秉钧关系非同一般，在京城可是个响当当的角色。1913年底，王升任京兆府尹，成为京畿最高首长。但是王本是个鲁莽贪婪之人，官名素来不佳，在警界尚有所收敛，一旦移官地方，遂狮子大开口，放手一贪。京兆府那时所辖二十四县，除一个县太爷因有大后台得免，王上任后居然收取了二十三个县官贿金，每人孝敬几千，其赃款达五万以上。在这样短时间，在天子脚下，这样大规模受贿，即使在前清二百余年之中，也是鲜有所闻。王敢于如此为之，一是因为其强大的警务司法背景，自以为有所恃；二是因为他是袁系北洋老人、总理赵秉钧的亲信，自认为有强大政治后台；最后，据说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等的开销王治馨以公款支付甚多，王自筹通天有术。
查办王治馨这样有背景的大员，不能不提当时任都肃政史的夏寿康。夏是湖北武汉人，世家子弟，父子两代翰林，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1907年，由学部派赴日本考察政治，接受维新思想。1909年湖北成立谘议局，当选为副议长。辛亥武昌首义第二天，参加了谘议局会议。湖北都督府成立，出任政事部副部长，后任都督府顾问。次年7月，任湖北民政司长，10月升任民政长。夏寿康平素不喜交游，沉默寡言，为人刚正清廉。1913年调入北京，旋即就都肃政史职，袁世凯鉴于当时吏治松弛腐败，曾属意夏大力整顿。1914年，夏寿康风闻王治馨的贪劣行径，秘密调查，查实证据，上报总统。而袁世凯饬复奇快，三日内，从总统批准到大理寺审判、宣判、枪毙执行，王治馨已命丧黄泉。
如果袁世凯一向以这样作风反腐败，民国官场应该大有改观，遗憾的是，王治馨的案子还是掺杂了很多政治色彩和私人恩怨因素。可以说，这并不是单纯的腐败案，而是王治馨撞到了枪口上，是个特例。说到王的死，不能不说说宋教仁的谋杀案。1913年4月，国民党总理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杀，实行的是青帮大佬应桂馨，而北京幕后联系人是洪述祖。洪是内务部的官员，而部长正是总理赵秉钧兼任，洪又与袁世凯有直接联络的关系，虽然这个谋杀案跟应和洪妄为的嫌疑很大，但舆论纷纷质疑真正后台是袁总统，或者赵总理。就在袁、赵之间，也互相怀疑是否对方插手此事。案发后，国会要赵秉钧到国会澄清事实，赵不便自己去，就委托了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去解释。没想到，赵可谓不识人，王这个粗人蠢货，居然乱发议论，惹下了杀身大祸。王说：“赵、宋因政党内阁问题，颇有密切关系。自宋被刺后，获犯应桂馨，搜出证据，牵涉内务秘书洪述祖，应、洪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袁总统不免疑赵，而赵以洪时往袁府，亦疑袁授意。及前日赵与袁面议，彼此始坦然无疑。唯袁谓：宋被刺前，洪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儆其余。袁答谓，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现宋果被刺死，难保非洪借此为迎合意旨之谋。”他还声称宋死，赵秉钧不应该负责，应另有其人。袁在见报登出王的话后勃然大怒：“如此措词，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登报后也不声明更正。”袁的大怒可以理解，因为虽然王好像是为他辩解，但把袁和洪说到一起，与宋案牵扯进去。另外王为避赵秉钧的嫌疑，完全将他给出卖了。这种仇恨和愤怒早就埋在袁世凯的心里，当夏寿康呈上王治馨的贪渎报告，袁当然有借刀杀人之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