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友”到“论敌”，周作人对陈西滢及《现代评论》之论争，恐怕是周作人在论战中，时日绵延最久、论战最为激烈的一役。除了上述周作人对陈西滢支持章士钊的言论是两人激化的主因外，两人有不同的学养、不同的人生际遇，亦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在当时的北京文化界、学术界，有所谓留英、留美派的诸如胡适、徐志摩、陈西滢诸人，也有如鲁迅、周作人等留日派的。而周氏兄弟比起陈西滢等留英留美派的博士，地位似乎要来得低点。学者范玉吉就指出，这批师从当时世界著名的学者，就读于世界闻名的大学的所谓欧美派文人，回到国内，往往都有一种优越感，认为自己接受过正统的西方文化熏陶，受到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因而真正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追求现代性，因此他们对社会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他们的发言总带有一种权威感，动辄以西方为参照系，来评价社会现实。这样很容易引起另一部分知识群体的反应，例如《语丝》派的文人们就十分不买他们的账。
《语丝》派的文人除极个别人外，大都没有在国外受过系统而完整的文化训练，没有拿到象征学术水平的博士文凭，但这些人又确实极其聪慧，富有创造力，他们都在文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因此，他们便和以《现代评论》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互相看不起。所以后来周氏兄弟常用反讽的手法称对方为“正人君子” “××教授”，而称自己为“学匪”，从而在文化心态上保持一种针锋相对的“斗争”姿态。5
从周作人与陈西滢的对骂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浮躁凌厉”的一面。虽然他早已到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直到1927年的秋天，他还不能彻底地“平和冲淡”，只要问题触及他的痛处，还是会拍案奋然而起的。这也是他自称是“流氓”与“绅士”中的“流氓面”，只是后来他不愿这些“少壮勇且厉”的文章，收入自编文集中，而强迫人们只认识他“绅士”的一面。周作人是个复杂的人物，但一般从文学角度去了解，莫不认为他“平和冲淡”的文章，透过草木虫鱼这些细微琐事，开拓了更为精致的私人视野，并将所谓“闲适”的小品文推向了高峰。
然而周作人斑杂的思想是需做整体的考察，而不是有意地删削，正如他后来扮演一个“附逆”的尴尬角色，在对日抗战中，他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都是需要被正视的问题，而不能因为他文学上的成就而轻轻放过，这是大是大非的事。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否则设若周作人在八道湾客厅遭暗杀时，设若那铜扣没有挡住子弹，那就没有后来成为“汉奸”的情节，他那些早就存在的“颓废的历史观”将无所附丽，是这些对历史悲剧性循环的无可奈何，难有作为的叹息，蒸发出一股销蚀斗志的冷气，也因此而引堕到“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政治漩涡中，一切是其来有自的。这不禁使我们想起白居易的著名诗句：“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是的，假使周作人当年身死，则后面“附逆”的事，无从发生，剩下的只是功成名就。但造化弄人，终究让我们看清了周作人的另一面。同样的对于他自己的删削作品，我们觉得相当遗憾，因为从这些大量的集外遗文，你才能看到作家的另一面！你才能印证他思想驳杂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