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后让周作人大动肝火，并且“下战书”的是《现代评论》中人唐有壬（按：唐才常的次子）在1926年5月18日致函上海《晶报》，对该报5月12日所载“《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报道，做出辩解。唐有壬谓“《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当时我们听了，以为这不过是共产党造谣的惯技，不足为奇……那时有一位与《语丝》有关系的北大教授，做了一篇骂王九龄的文章，要《现代评论》登载……我们最初就持着‘只论事，不论人’的主旨，对于这种漫骂攻讦式的稿件，便直截了当谢绝了。这是《现代评论》与《语丝》结怨之始，而三千元津贴的话，也就由他们传达于全北京，他们不仅在纸上写，而且在讲堂对学生说……”周作人在7月5日的《语丝》第八十六期发表了《〈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晶报〉书·书后》一文，抨击唐有壬说：“我对于唐君不得不严重训诫，这便是说《现代评论》收受章士钊一千元的消息乃是从《现代评论》社出来的，收受国民党一千元的消息也是如此。唐君却硬说这是赤俄的消息，信中又拉扯共产党的言动，时时用‘他们’这一代名词笼统包括，这实在是一种卑劣阴险，没有人气的行为。随便说人是共产党，这与前清时随便说人是革命党、乱党无异，不是常人所应为的……唐君可以放心，《语丝》里没有像陈西滢、唐有壬这种阴险卑怯的人，绝不会去勾结军阀谋害异己的。呵呵，说章士钊的党羽之《现代评论》社的人是共产党，去告发他们！哈哈，这与指一只巴儿狗说是豺狼何异，我们虽糊涂，也何至于此？”文中还要求“正人君子”以书面或口头郑重声明《现代评论》社，并未收受章士钊的一千元，倘若收受便是“畜生之畜生”。稍后，又订正要求，要对方在十日之内——即7月31日前声明，否则即是“默认”。紧接着在7月26日的《语丝》第八十九期上，周作人紧盯着这十天之期，他说：“《现代评论》社诸君子鉴：现在只有六天了！章士钊一千元的辩论定于7月31日截止。”但到了截止日期，《现代评论》社并没有回应，于是周作人在8月2日的《语丝》第九十期上，发表《我们的闲话·三十》“郑重声明”说，“《现代评论》社收受章士钊一千元一节全系事实”，即使对方诉讼也愿“随时奉陪”，如再掩饰，则乃“畜生之畜生”，恕不齿及。
论者指出，周作人在20年代虽曾多次卷入笔战，但都以理智摆脱缠斗，而此次对《现代评论》派之咄咄逼人，不假宽贷，实属首见。推其原因，大概是与痛恨陈西滢诬陷“三·一八”惨案受害人，与唐有壬扣共产党帽子以诛除异己的言论有关。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对请愿的学生开枪射击，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是为“三·一八”惨案。3月21日，周作人发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于《京报副刊》，他称“三·一八”事为“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残杀”，比“五卅”“更为野蛮”。他除了要求惩办段、章、贾诸人外，也不能“曲为谅解”“国民军首领”，“姑进以”“最后之忠告”。他除了以理斥责之外，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而当民众尚在哀痛与愤怒之中，各种各样为政府辩护或寻找替罪的流言也产生了。对此，周作人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因此当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的《闲话》中，谓杨德群是被“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时，周作人立即引述杨德群的亲属任培道女士的话，予以反驳，并讽刺陈西滢，“有外甥替他的‘娘舅’捏造事实（按：吴稚晖为陈西滢之娘舅），传布流言，以取媚权贵”。文中抨击陈西滢“实系利用死者以发表其阴险之暗示”，“他实在是《现代评论》社里替章士钊最出力的唯一的人”。周作人愤懑已极地说：“有朋友对我说，在这样社会里与那样阴险的人去为难，是颇为危险的……至于危险呢，或者就是通缉吧？因了言论而被通缉，倒也是好玩的。”（见1926年3月30日《京报副刊》的《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
1926年4月12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发表《恕陈源》一文，其实他是用了反语，他是“一个也不宽恕”，它是一篇鞭挞得更为淋漓尽致的讽骂，他说陈西滢之捧段祺瑞、章士钊，是和府卫同样是“无知识”和“奉令”，因此是可以“宽恕”的。该文泼辣肆恣，狠狠地挖苦了陈西滢，充分显现了周作人对“知识阶级”取媚于当道的愤慨。
此后周作人在《语丝》虽然不再有专论《现代评论》派的文章，不过在他行文立论之间，常扯出该社的人事，而加以讽刺。甚至到了1927年之后，周作人仍有“正人君子”“一千元莫斯科”“维持公理”等字眼，来讽刺《现代评论》派。而《现代评论》派的人南下，他仍对其“已全体加入国民党矣”而憾憾不已。
周作人在《论并非睚眦之仇》一文中说：“我与陈源一点都没有什么仇。我最初看见陈源先生是在北大，我听说他是由那时在欧洲的刘半农、傅孟真联名保荐来的，这两位都是我很熟的朋友，所以我对于他们所荐举的人，自然也很看重的。第二次见面是在我的家里，那时是两个朋友和我邀请些人来喝酒谈天。以后不久就有了那个时常在《晨报》论前启事的聚餐会，我也去了不少次数，直到‘新月社’成立为止。不过松树胡同我虽然没有去过，在别处的会见却还是常有，我记得去年2月中旬，还曾经承陈源先生和丁西林、张凤举二君之邀，同去逛过玉皇顶，后来或者还会餐过一两次。到了5月末的那一期《现代评论》出来，说起‘某籍某系’的流言，我才心里有点不以为然，但是因为杨荫榆女士是无锡人，是陈源先生的某籍，我以为或者是一时乡曲之见，要替她帮忙，也还不足深怪的。8月1日以后，杨荫榆、刘百昭率领老妈打手，爬墙打扇，章士钊请教东吉祥，正人君子之真面目全然暴露，陈源一面为北大反反章派之柱石，一面在《现代评论》上大做其闲话，为章士钊张目，从这时候起，老实说，我乃完全看不起他了。我与陈源个人始终没有嫌怨，既没有要争那里的教务长，也没有什么别的纠葛，不但未曾有过言论或意见上的冲突，其实真是连眼睛的斜看一下也没有。不，什么都没有。我看不起陈源的是他的捧章士钊，捧无耻的章士钊，做那无耻之尤的勾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