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在“刀斧手”缺席的情况下，曾将军带我去见了蒋总司令。会面是在昨天定下来的。林平时总是穿西服，这次接到了命令，必须改穿中山装。蒋总司令是不赞同手下穿西服的。林赶忙到裁缝那儿做中山装，要求今天下午2点前交货。中午时，上装好了。下午2点时，裤子也好了。中山装的款式与一次大战时美国军官的制服一样，甚至连铜纽扣也一样，只是裤子是长裤，颜色变成了黑色或蓝黑色。
会面定在4点。3点时，我就把香港买的那套蓝色西装穿上了，里头是仅剩的一件上过浆的白衬衣，专门留着这种场合穿的。与在美国洗衣房里工作的广东人不一样的是，重庆本地人从来没听说过给衬衫上浆，也不会熨领口和袖口。
4点快到时，曾将军就到我这儿了，然后，我的车便尾随他的车出发了。各部门的总部办公楼大都在市中心，但曾的车却朝城郊驶去。到市区边缘时，我们驶上一座小山，停在一幢两层的灰砖屋前，屋子外面围着高高的砖墙。我们到达时，房前的空地上已经停了几部车。曾将军把一个信封交给四个哨兵中的一个。后者阅毕，招呼我们进门。走上几步台阶，进入一个巨大的前庭。墙上有瞭望台，由持枪哨兵把守着。
房子本身大概有十个房间，很朴实。一个穿蓝布长衫的中国人一句话不说，接过我们的帽子和外套，把我们引进一个小房间。小房间里摆着一张空桌子和四张直背椅子，没有挡板的壁炉正烧着炭，这我在重庆还是第一次看到。房间的地上铺着本地产的廉价地毯，墙刷的是白色，窗上挂着廉价的遮光布。房间里没有鲜花，没有照片，也没有画。
蒋总司令众多秘书中的一位出来接待我们，他是个姓李的年轻人，用英文作了自我介绍。他穿的也是中式服饰。透过一扇敞开的对开门，我看到另有十来个身着中式服装的中国人在低声交谈。我们也是用耳语谈话，至于大家为什么都这样，我也不明所以。林因为要做翻译而非常紧张，他两手冒汗，不停在擦。我也被这种紧张的氛围感染，这种氛围直到另一个人的到来而被打破。来人身材高大魁梧，一身鲜蓝的制服上挂满了勋章。此人正是法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法国人进门后，李先生就把我们引到另一个房间，在那儿给我们倒上茶，还给我们递上了必不可少的热毛巾。我尽最大的努力不停说话，希望不至于冷场。可是林和曾将军却一直紧张，一语不发。
最后，又来了一个中国人把门打开，鞠躬。林和曾将军示意我走在他们的前面。我们跟着那个中国人，经过一段走廊，进入一个大房间。房间的装饰同样非常简单：墙是光的，窗上挂着遮光帘。房间另一头有个敞开式的壁炉，炉边放一把有软垫的椅子，椅子前站着一个消瘦的男人。他身穿黄色卡其布军便服，脚上是双中式的黑布拖鞋。他没扎武装带，也没戴任何勋章、领章、肩章一类东西。
我停在门口，等待他的示意。他微微俯首致意，用右手朝沙发作个手势。大家都一言不发，也没有相互介绍。我在他的右边站了一会儿。他先示意我坐下，又让林和曾将军也坐下。入座后才发现，李先生和一个中国速记员也跟着进来了。速记员迅速坐下后，马上俯身在速记本上。我很吃惊，因为我以前还不知道，原来中国字也可以速记的。
我坐的位置离蒋总司令只有三英尺，因此可以很近距离观察他。他的头发两边剪得很短，头顶上的头发或许还不到半英寸。他灰白的唇髭修得很短。感觉上，我是和一个学者或是一个哲人，而不是和一个伟大的领袖在一起。
他说话时，直视我的双眼。林翻译道：“总司令问这是否是您第一次来中国？”
我告诉他是的，但是我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我的回答被翻译完后，他又盯着我的眼睛接着说话。
林翻译道：“蒋总司令说，他知道您已经有很多年了。”
我想，他一定是读了我写的《美国密室》的中文版本。我倒是没收到一分钱的中文本版税。不过，现在提这事，好像不合时宜。我对林说：“在美国，连学生都知道蒋总司令和蒋夫人。”当林翻译时，总司令乐滋滋地笑了。
中国官员和外国人初次见面时，总要先说一堆客套话。过去几次无不如此，我已经习以为常了。这次，在回答总司令的问寒问暖时，我告诉他，我渴望能跟人说说英语。他听到我的请求后，马上要求李先生给我找些既信得过，又会讲英语的中国人来。他说这话的时候，看上去很真诚，并非表面客套。蒋总司令还说：“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不舒适，一定要来跟我说。”我觉得，他说这番话时，完全是真心实意的。
接着，他就问起了我的工作。在我回答时，他听得很聚精会神，还不时打断我，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最后他看了看右手边小桌上的一张纸，我猜大概是日程安排吧。随后，他便起身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道别，欠了欠身，淡淡地一笑。在门口，我仿效我的中国同伴，停步向他鞠躬。他还站在原地，瘦削而又孤单，至少我这么觉得。
仆人们帮我们穿上外套。门口的哨兵向我们敬礼。当我们离开时，看到又来了一小队士兵，我猜是换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