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说过，胡乔木病危的时候，陈云曾让他的秘书向乔木转达三句话：乔木同志为毛主席做了很多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为中央纪委做了很多工作。11邓力群还这样评价胡乔木：“乔木同志在毛主席身边的第一个十年，是从学徒而至助手。他同毛主席朝夕相处，在毛主席指点下做事、写作，这种不可多得的机遇，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无论在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方面，还是学习效法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都能突飞猛进。名师出高徒。胡乔木这个学徒是学得好的，很快就当了主席的比较得心应手的助手。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新闻、政论的写作。主席出个题目，说个意思，乔木同志就能写出一篇社论或评论。主席稍加修改，就送给报纸、通讯社发表，让党内外和国内外迅速、及时地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毛泽东说过，“秀才是我们的人”。12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评价，许多重要文献都是经他手完成的，从《解放日报》社论到新华社文稿，再到《人民日报》社论，以及政协的《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50年代《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等。胡乔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的思想方法上，更体现在他的文风中，“新华体”文风盛行，胡乔木是有影响的。
二 《学习》杂志事件
《学习》杂志事件，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并不是一件大事，但这一事件所包含的文化意义还是值得注意，因为这一事件涉及了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特别是于光远、胡乔木、艾思奇、王惠德、吴江、许立群等延安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的作用。由于当时在宣传理论第一线，他们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了新意识形态的建立，或者说，新意识形态在建立时，他们的思想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他们会在新意识形态建立过程中，以一种比高层还要左的思想倾向来为新意识形态的建立进行理论阐释？
《学习》杂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刊物，虽然与后来的《红旗》杂志、《求是》杂志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是同一类型的刊物，在功能上是完全一致的。负责《学习》杂志的先后是于光远、王惠德、胡绳，虽然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与陈伯达、胡乔木不同，但因为他们是做具体理论宣传工作的，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完成必须通过他们来完成。
所谓《学习》杂志事件，是指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高潮时，
《学习》杂志第1至3期连续发表了一批文章，阐述他们对思想改造运动的观点。第1期许立群《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一文，把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说成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根本否定”资产阶级思想。第2期吴江《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一文，把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积极性解释为资产阶级的一种欺骗手段。第3期艾思奇《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于光远《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等文，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文章，按当时的理论要求，实质上否认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还存在着两面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从而得出了根本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仍有一定积极性的结论。
50年代初办《学习》杂志时，于光远、王惠德这些延安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在既定的理论框架内尽可能把自己的理解个性化一些的要求，所以他们对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估计，比高层还要左，这就与当时的路线和政策不相合，也与《共同纲领》有冲突，在资本家和民主党派中造成了恐慌。高层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指示中宣部加以纠正，中宣部随即召开了文教宣传单位负责人参加的讨论会。
1952年3月29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根据讨论结果向中央作了《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承认“不允许资产阶级有自己的任何思想”等“都是不合理的，不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而且是幼稚可笑的”，认为是犯了“离开党的路线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至于犯这些错误的原因，他认为“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加上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陆定一的报告还请求中央对他本人和有关领导、编辑等进行纪律处分，并决定《学习》杂志暂时停刊整顿。4月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党政军机关批转了中宣部的《检讨》，认为这一检讨“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并决定“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至此，《学习》杂志事件宣告解决。
《学习》杂志事件的发生，与于光远直接有关。于光远晚年回忆《学习》杂志事件时，对于当时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解释。13
于光远早年思想比新意识形态的要求还左。当时于光远很年轻，在理论上还没有丧失创新的冲动，对参与新意识形态的建立，还有迫切的要求。像《学习》杂志这样的事件，就不会发生在陈伯达和胡乔木这些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