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要求确立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针，有许多地方就是冲着马列学院而来的。在本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8月，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仍为张闻天。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看起来是一次更名，实际是一次根本性的改造。不久，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确立了这样的目的：“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3
后来对延安马列学院的评价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批评的现象在马列学院确实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认为马列学院教学方针有问题，甚至一言以蔽之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显然是不恰当的。从张闻天办学的指导思想到三年办学的实践来看，它是一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整体上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而又存在着若干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毛病。马列学院工作中的这种矛盾性，应该从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中得到解释：“马列学院实际上是我党在政治路线成熟之后向着解决思想路线过渡中的一个产物，如果说它的产生是适应了全党普遍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那么它的改组又是适应了全党在理论与实际上的深入与提高。”4
李维汉也认为，那时的教学工作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中有教条主义，不懂得如何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出现单纯地为学理论而学理论、学用脱节的现象。1941年5月，毛泽东发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要求确立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延安马列学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同年8月21日，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各地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为了贯彻《决定》精神，加强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马列研究院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原马列学院的一部分骨干和有可能培养成为理论工作干部的学员，留了下来。5
应该说，初期延安马列学院更接近于严格意义上的大学，但这与毛泽东的想法相去甚远，后来它的改组也可以看作是对张闻天办学思想的否定。虽然张闻天当时也接受了批评，但张闻天与毛泽东在文化上的隔阂，在思想深处是很难弥合的。张闻天60年代写出“肇庆文稿”，也不是偶然的，与他长于理论思考的气质有关。6在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当年出身马列学院的人起了很大作用，90年代他们的情况又复杂一些。当年被批评为教条主义的马列学院，多年以后的历史证明，它加强理论兴趣培养和学术训练，对学员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为他们晚年反思历史提供了一个知识基础，倒是那些彻底接受了延安整风以后意识形态的人，相对容易在思想上僵化。
1949年以后，胡乔木以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身份，负责中宣部、新华社和新闻出版署的工作，在树立新意识形态权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当时虽然陆定一是名义上的中宣部部长，但身为副部长的胡乔木却实际负责。“陆定一在中宣部的处境并不是很好的。他是部长，有时又不像是部长。”
80年代，陆定一回忆在中宣部的经历时说：“从来没有人对我谈过，中宣部要由乔木主持工作。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经常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毛主席是如何如何说的，我只好听他的。”7当时胡乔木主张中宣部要学习苏联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经验，就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那一套，比如建立“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中央决定出台，全国千军万马闻风而动，还要求中宣部的干部都来做“哨兵”，随时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敌情”。8胡乔木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对萧军进行过严厉批判。延安整风的重要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由胡乔木整理，一年以后才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当时毛泽东只有一个提纲，而胡乔木却能按毛泽东的思路，把讲话整理成文件。从毛泽东几任秘书的遭遇观察，他们的最终命运，与他们在整理讲话或者帮助起草文稿时，是否能准确把握思路很有关系。陈伯达、田家英包括胡乔木本人的经历说明，秘书越左越安全。
胡乔木生前，很少提他是《讲话》的整理者，只是晚年在一次与好友晤谈时，偶尔提及此事，但也不过说了寥寥数语。他说：“整理时，参考了速记稿，也参考了自己的笔记……”胡乔木的整理稿交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又作了仔仔细细的修改。9
胡乔木谈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情况时说：“至于讲话怎样形成文字的，没有什么必要多说。当时有记录，我根据记录做了整理，主要是调整了一下次序，比较成个条理，毛主席看后很满意。”
胡乔木的这个本领，很为他同时代的人所佩服。杨尚昆说胡乔木：“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当的文辞表达出来……毛主席夸奖说，靠乔木，有饭吃。”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