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细节中，涉及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作家赵树理本人，一是迫害者金旺兄弟（包括金旺媳妇），被斗争者小二黑和小芹，村长以及所有群众。他们对金旺随便捆人的行为要讨说法，但所有的人对“斗争会”这种形式并没有产生怀疑，而正是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构成了中国社会以后侵犯人权的基本形式。在《小二黑结婚》中，即使是金旺兄弟，当他们失意后，同样也面临的是“斗争会”的命运——“午饭后，庙里开一个群众大会，村长报告了开会宗旨，就请大家举报他两个人的作恶事实”，最后，金旺兄弟就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从《小二黑结婚》中的这个细节分析，可以发现当时在太行根据地社会生活中，作为人的解放的基本条件，个人的生命权利被一种简单的政治悬挂起来，在这个环境中生活的人，没有意识到真正“解放”的含义，就连作家本人也没有意识到个人权利得以保障的法律基础何在。所以在延安文学传统中，我们很少能看到真正的“人的觉醒”和为创造“人的觉醒”所做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延安文学传统中并不具备真正的启蒙意义，事实上这个传统也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启蒙的价值。
“赵树理悲剧”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当他在平静中叙述解放区日常生活里“斗争会”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时，没有任何警觉，这种把“斗争会”形式自觉合理化的潜意识行为中，表达了作家自己对这种现象的正面评价，但它在事实上却隐含了作家自己的悲剧命运。启蒙者在启蒙的时候，对自己命运中的悲剧因素没有产生警觉，自己的悲剧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文革”时期，赵树理自己恰恰就是在一次“斗争会”上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1970年9月18日，山西省革委会召开了批斗赵树理的大会。会场在山西省当时最大的能容纳五千人的湖滨会堂，参加人数号称万人。事后有人回忆说：“赵树理病势沉重，已经不能动弹。但是一个青云直上的掌权者下令说，他动不了，爬也要爬到会场去。”批斗会开始仅几分钟，被拖在台上的赵树理就因身体极度衰弱昏倒在台上，接着被押解回监狱。
赵树理的后代在回忆他们父亲的悲惨命运时说：“9月18日，已经濒危的父亲又被拉到万人大会上批斗。这时他已经站立不住了，大会开始了没几分钟，父亲就一头栽倒在地上。眼看父亲是不行了，可那些人仍然强行让父亲写所谓的检查。五天以后，父亲‘检查’写到中途就含恨死去了。”7
三
把作家早年一篇小说中偶然提及的细节和作家悲剧命运联系起来考查，可以发现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中，那些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启蒙文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比如个性解放、反抗婚姻制度等具体内容，其实只是人的解放中较为平常的社会性变革，在这种变革之上的政治制度的文明化，才更具有启蒙的真正意义。只有当政治制度以保障人权为基本追求的时候，人的权利和人的自由才能得到真正保障。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发展模式延续了延安的政治传统，同样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延续了延安的文学传统。但在这个过程中，启蒙的真正意义总是被遮蔽。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延安整风中，在“斗争会”上批判过王实味的李维汉、丁玲、艾思奇、艾青、周文等，后来都经历了和王实味一样的命运，成了“斗争会”上被斗争的对象。文学史研究，总是对既成文学史现象的反思，我们在观察中国百年文学的启蒙意义时，一定要意识到如果早年作家的努力没有为人的自由解放显示清晰方向，没有在精神层面传达现代法治精神，那么这些作家在启蒙文学思潮中的历史地位就是值得重新反思的。
2007年
注 释
1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第371页。
2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8页。
3 董大中编：《赵树理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09页。
4 欧克肖特（MichaelOakeshott）：《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5 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8页。
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513页。
7 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6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