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这次讨论的都是青年，主要是大学生。特别以女青年为多，说明很重视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女生。6月20日参加《文汇报》组织的讨论的八所中学中，有六所是教会学校。可见，当时确有清算美国文化影响的考虑在内。
50年代初，通过改变女性的阅读和欣赏趣味，从而让女性更少女性化。在婚姻、爱情和生活方式方面，把最为人性化的东西从思想中排斥掉，让女性生活在阶级化的生活中，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革命化和粗糙化。当时文学作品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爱情的淡化甚至消失。到了“文革”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爱情差不多就完全消失了，最典型的就是样板戏。爱情在当时文学作品中的消失现象，单从文学本身是解释不了的。要将这个问题说明白，还是要从政治文化当中去寻找原因。
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这是常识。当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就是违背常识。一个时期的政治文化如果要从常识上来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是最难的，但当时的文学作品却做到了。
当时文学作品中最缺少的是人道主义精神，没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它在人类精神领域里是不可能有位置的。最能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就是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就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伦理原则，也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生活关系。
当时的文学观念认为爱情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不能让它再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那时的文学作品中不是一点爱情也没有，而是出现的爱情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合乎政治道德的爱情，而没有一点超越政治道德之外的爱情存在。爱情实际上已经成了政治的附庸。文学作品中爱情已经为革命所取代；至于性，那就更谈不上了。
电影《红色娘子军》中有一段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戏，最后被删掉了。谢晋本来不同意，但迫于政治的压力，还是退让了。《白毛女》的最初版本中有喜儿和大春的爱情，还有喜儿生子等情节，到后来，这些都没有了。那时文学作品中不能有爱情，已经成为新的政治文化。尤其是正面人物，他们的爱情生活和革命逻辑必须是一致的，就像《青春之歌》和《苦菜花》中所写的爱情那样。在当时作家的笔下，革命者如果有爱情的话，也只能发生在同志之间。阶级意识要高于一切，而阶级意识通常又被狭隘地理解成是由血统所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青春之歌》里林道静的血统里要有农民的血（林道静是她父亲逼奸农民的女儿黑妮所生的）；《苦菜花》里农民的儿子德强要爱上地主的女儿杏梨，同样道理，作家还要让杏梨的血统里有长工的血（杏梨是她母亲和长工私通后生的）。
那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使很多作家的写作走上了歧途，他们把本来鲜活的生活统统简单化了。浩然在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里写萧长春和焦淑红的爱情，也只是躲躲闪闪地写，到了《金光大道》就连躲躲闪闪也没有了。由于没有爱情，当时的文学作品在开掘人性的深度上，可以说是一个零。只有阶级性的文学作品，很难说它能有长久的生命力。
在《文汇报》讨论中提倡青年阅读的文学作品，已不再是欧美小说和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小说，而是苏联和东欧当代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另外还有《可爱的中国》以及魏巍写朝鲜战争的所谓报告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通过50年代许多政治化的方式，最后完成了。到了“文革”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它所固有的创作方式和阅读方式。在这一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和读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创作和阅读方式。
1976年以后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在描写爱情和人性的深度上都非常有限。直到80年代以后，这些禁区才被真正突破。但在这样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作家和读者，他们在文学教育和欣赏上所受到的伤害，却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完全恢复。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不是时代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自觉出现的变化现象，而是一个时代以政治方式，强迫作家和读者改变了自己的创作和阅读方式，最后达到了在政治和思想上高度的一体化。从设计者预期的理想标准来判断，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是成功的。
2002年
注 释
1 《山西文学》，1999年第2期，山西省作家协会，第27页。
2 《山西文学》，1999年第3期，第25页。
3 《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