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赢了内战。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的口号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正如中共在抗战期间，组织敌后游击区，号召人民抵抗日本侵略，保家卫国，获得了民众的普遍支持。在建国典礼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当时并不突出。
建国之初，全中国人民在大动乱之后有了休养生息的时光。社会秩序很快就恢复了，金圆券的噩梦也已成为过去。各地的交通设施虽然还未完全修复，至少各种物资已可有一定程度的流通，百姓的生活有显著改善。相对于当时台湾人民的困窘，大陆的中国人曾有过大乱动之后的短暂休息。
此时，人心望治！百姓的盼望并不过分：有一段安定的日子，逐步改善生活。知识分子及城市中产阶层，则盼望国家彻底脱离独裁集权，走向民主。中共曾在与国民党斗争时提出的民主诉求，知识分子及城市中产阶层认为那就是中共真诚的承诺。1947年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和平建国草案”，开列了对于生命、言论、思想、居住等项目人民应享有的自由，也主张政党退出军队与学校。凡此主张，人民记忆犹新，热切地期望新的政权真的会落实这些承诺。
两年过去，朝鲜战争爆发，苏联不直接参战，却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大举进入朝鲜半岛。中国与美国在朝鲜打了一个平手。这一次考验，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毋宁证实了中国不必再屈服于西方列强。
新中国政权站稳了，中国的真正改变也就开始了。正面的建设，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全力建设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基础。当时修复了许多原有的工业，并加以扩充，还建设了一些新的工厂；日本在东北建立的煤、铁、水电等工业，也逐渐恢复运作。凡此建设，对中国战后的重建，毋宁有重大的意义。但在世界水平而言，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至多是在恢复战前的生产能力之外，在生产数量上有一些增长，却还不能认为是突破性的成就。
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时，新中国更努力于改造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结构。第一次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后，是三大“改造”：改造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国工业遂以国有为主要形态，私营的工业及商业其所有权都转移于国家。于是，城市中小工商企业与大型工业构成的经济力，完全归于国家掌握，中国的工商经济遂定于一尊。
更为重大的改造，乃是改造中国的农业结构。到了1950年代，中国的农业人口还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各地虽有地方性的差异，中国农业基本上是劳力密集的精耕细作，以达到单位面积的产量。农舍手工作业，于近代不能抵抗工业生产的产品，相对于过去而言，已经相当萎缩。农村为了求生存，投入更多劳力换取农业产出，虽有报酬递减之窘，也不敢松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工作意愿的积极性，遂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农村中虽有地主，大多是由佃户承租；佃户在定租之外，收成都归己有，于是佃户有一定的积极性，改善耕地生产肥力，日夜辛苦，求取好收成。各地情况因土地资源及作物性质不同，各自有其土地所有与土地经营的形态。至于全国的情形，旧中国很少有拥田千顷的大地主；佃农基本上都有承佃权，自己决定生产的项目与工作时间。
中国共产党改造农村，早在抗战期间，于山西等地的游击区（老解放区）即已开始。他们发动群众，揽取地主的田产，给农民分田分产。这种处分方式，改变了农村传统的生产关系，也改变了农村社会的内在权力结构。1950年代，改造中国的农村，即是将抗战期间“老区”的分田分产在全国普及。
这一运动中，农村家户，分级为地主、富农、中农、下农与贫农五级。当时每村都有至少百分之五的地主与富农，由群众分他们的田产。于是，中共让贫下中农（中农之中，有一些可能归入富农）打击地主与富农，取得他们的田产财物，也由贫下中农取得农村权力。——这一运动，无疑为中共政权奠定了控制广大农村社会的权力基础，也取得了支配农产资源的权力。
另一项措施则是反“会道门”运动。传统中国的城市与集镇，存在不少宗教团体（例如白莲教、罗祖教）和拥有不少专业职工的组织（例如漕帮、马帮），更多是两者混合的社团（例如洪门）。这些会、道、门与帮派，人数众多，形成国家权力以外的民间非法社会。新中国建立后，由于长江三角洲（尤其上海周边）有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寄托于帮会活动，新中国必须全力铲除这些民间非法组织。反会道门运动的结果，是中国民间的非法势力被一扫而空。
1957年，新中国又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的成果，也颇为可观。但是，基于那个特定的时代，许多建设成果的数字，现在尚不知道虚实。
中共在农村大办人民公社。当时认为农村仅仅分产，还是小农意识的结果；于是政府在农村合作社的基础上，推动成立“人民公社”，俾彻底实现农村所有制与工作制的集体化。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在全国普遍成立“公社”。在公社体制下，出现农民不再积极工作的现象，不少地方集体消化公社的财产，吃光了存粮。加上干部为了表功，又虚报了农作产量。政府为了偿付苏联讨索债款，按照地方上报的生产数字要求收缴税款及产品。接下去就是持续三年的全国性的饥荒（即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者为数以千万计，然而真正的数字至今不为人知。
新中国建立最初十年，如果遵循与民休息的原则，不搞那些运动，中国可能不必等待邓小平的改革，即已走上经济发展的方向。黄仁宇认为中共改造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政府力量从此可以下达农村。这一改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且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