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对决。中国失败，被人当头一棒，从此在对外关系上不知所措，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才逐渐知道怎样与列国相处。鸦片战争带来的冲击是全面的，中国不但在军事与外交上长期无能，而且对于自己的文化及西方文化的相应之道也长期在迷茫中摸索。
本章不拟赘述鸦片战争及其后续发生的史事，却拟叙述一些课本上未必提到的背景。
鸦片一名，源于希腊字根opium（罂粟花液），据说希腊古代神话中“食莲之人，失智迷茫”的“莲花”，可能是罂粟花的误译。阿拉伯人称罂粟花为阿芙蓉（afyun），是中东医药传统中的宁神剂。唐代药典中已有此物，也是作为宁神剂，当系由当时的中亚引入中国。明代药典本草中，鸦片已是药物。当时东南亚（西洋）诸国入贡，颇有以鸦片为贡品（即商品），数量不大，也十分罕见。中医用鸦片入药，是配合其他药物煎汤服用。自明至清，广州税关的入口税，鸦片都是进口货物，数量不大，税率也不过百分之二三；由此可知，鸦片只是普通药用商品。
大洋航道开通，荷兰人一度占领台湾南部为基地。荷兰人的东方贸易，主要基地是巴达维亚。当时爪哇等地的人，用烟管吸烟的服用鸦片方法，首先传入台湾，然后又从台湾传入闽粤各地。这一吸鸦片的方法，已不再是当作药物，而是寻求麻醉的癖好。从中东到南亚，焚烧麻醉品引人入醉的传统早已有之，中国却从未有过此道。中医的麻醉剂，是以大麻煎煮，用于外科手术。平时日常所用，只有饮酒沉醉，以求忘忧。吸食鸦片烟，也能忘忧，却必然上瘾，其成瘾的强烈程度不是饮酒可以比拟。因此，烟民人数迅速增加。鸦片入口，也由药品一变而为有厚利可图的商品。数量由雍正年间一年输入一百余箱，增长到乾隆中期的一千余箱，三四十年间，入口数量增长了十倍。
这些鸦片，大多由英国的属地孟加拉邦出产，英国遂视鸦片贸易为利薮。为此东印度公司据鸦片贸易为垄断的事业，即使转包私人营业，仍以拍卖许可证的方式控制利权，不使外流。19世纪初（1800）清廷已明令入口船只不许夹带鸦片，英商则运用中国小船走私。私商进口的鸦片数量，每年迅速增加：1811—1821年每年平均4500箱，1821—1825年每年平均9800箱，1828—1835年每年平均1.8万箱，1838年则为2.8万箱，涨幅大约每七年增加一倍！
18至19世纪，由西方商人运入中国的商品，大多为棉花、棉布、毛织品、金属制品及南洋出产的香料。中国出口商品主要为生丝、丝织品、中药材（大黄等）、瓷器等项。中国进出口的总价值，大约为每年两千万元，三分之二为中国出口，三分之一为入口，中国有三分之一的顺差。西方商人以英商为主，以白银偿付贸易差额。19世纪中，英国推广鸦片后，上述差额翻转，英国享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顺差，其中单鸦片一项的价值即超过了中国出口货值。中国反而以白银偿付入口的逆差。在19世纪中（1830年代），中国每年流失的白银超过一千万两。清廷屡次明令禁止走私鸦片入口及走私白银出口。但是虽有禁令，走私依然猖獗：一则烟民人数日增，二则英商利诱中国私商承运承销。这是鸦片战争前夕，鸦片贸易的情形。
此时中国朝野上下也已知道鸦片之害，不仅是经济的一大漏危，而且也是国民健康的一大危害。清廷已认识鸦片贸易问题的严重性，并有放任与严禁两种立场：一派从经济利害的观点，主张鸦片贸易化私为公，课以重税，并以中国自种罂粟，抵制外来的鸦片。这一派以满洲大臣为主，包括军机大臣穆彰阿、两江总督伊里布及直隶总督琦善。当然，他们也有广州十三行洋商及粤海关监文祥的支持。反对开放鸦片贸易的一派，则以汉臣为主，包括屡次上疏禁烟的鸿胪寺卿黄爵滋、湖广总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他们是从国民健康及国家长期利益着眼，林则徐奏折中“数十年后，中国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的名句，最足以代表他们的观点。1839年，道光任命林则徐为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驶赴广州；1840年，邓廷桢改任闽浙总督。鸦片战争起，广东海面有林则徐部署的虎门炮台，防守严密。英船北驶，浙江也因邓廷桢的抵抗，英军不得入。而在北上大沽时，直隶总督琦善不予抵抗，仅以牛酒犒赏英船，求和谈判也是琦善主持。这两个不同立场的大臣，在和战之际的作为也是如此不同！
英国对于中国贸易早已十分注意，希望能够打开这一东方大国的市场。1792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1793年，英国使团驶抵大沽。当时权相和珅为了讨好乾隆，认定英国使节是来华朝贡，并为乾隆祝寿。为了谒见身在热河行宫的寿星乾隆，礼仪之争耗时两个月。朝见之后，英方提出通商的要求。清廷的答复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马戛尔尼的任务失败。马戛尔尼使团本来配属了海陆军官及测量绘图人员，在离华前花了三个多月，取陆路由北京南下，一部分人在宁波出海，一部分人在广州出海，沿途观察测绘中国内地形势及各地军事设施、水陆交通。回英之后，马氏使团已掌握相当资料，即将中国情况报告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徒有大国的声势，实则国防废弛，武备陈旧，军队训练还是弓马技击，只可为仪仗，不堪作战。
1832年，英国已了解中国的闭关政策，实由于中国的“天朝”心态，不易改变。因此，英国为了打开中国门户，势必一战。为此东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号，由澳门起航，经过厦门、福州、宁波、定海、上海、威海卫，在渤海口折航朝鲜、琉球，返澳门，历时八个月，沿途测量中国海道、港口，侦查海防设施及各地物产与商情。1838年，英国广州商馆向英国外相帕默斯顿（Palmerston）报告此行的数据，建议必须用武力，方能迫使中国开放贸易，并为英国取得利权。这一建议书还开列了作战计划，以12艘战舰及2900名军人，即可封锁广州、厦门、上海、天津四个港口，由此完全控制中国的沿海地区。
从马戛尔尼使团与阿美士德号的两次观察报告来看，英国已经有了武力攻击中国的计划，林则徐禁烟也罢，不禁烟也罢，英国采取武装行动已势所必至。鸦片战争及嗣后1842年的英军行动，都在阿美士德号的调查报告中，已经订下了军事行动的战略与战术。中国没有蹈印度覆辙，沦为英国属地，这是因为中国的国家组织即使松散无能，还是比莫卧儿帝国稍为坚密一些。各地督抚虽然各行其是，也比印度各地土王稍为像样。英国东印度公司不能瓦解清朝治下的中国，而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外国侵略，在最后一个阶段即日本的全面侵华，一百多年的惊涛骇浪，终于举国奋起抵抗，才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