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当仁不让，把三民主义青年团最高领导人的位子，加进自己的一大堆官职、头街之中，但是他指派手下一个干练将领——陈诚，担任三青团中央干事长。身材瘦削、脾气温和的陈诚，不仅干练、忠诚，而且清廉——更重要的是，他也是浙江人。日后，史迪威将军（Joseph W.Stilwell）对陈诚亦颇有好评。此时的蒋介石视陈诚为政治前途看好的一名将领，甚至有朝一日可以培养为接班人。国民党各路军阀，以及蒋氏嫡系最资深将领何应钦，既把陈诚视为党内同志，也视为政治对手。现在，回国仅只一年的蒋经国，已成为另一个潜在的政治竞争者。
陈诚和蒋经国也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譬如，陈诚支持小蒋把三青团与国民党腐败的组织隔离开来的构想。但是，陈诚在1938年中期没有太多时间投入三青团业务。他已身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中央训练团教育长，以及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要职。他挂名担任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只是代表他政治前途看好。基本上主持三青团团务的是康泽，名义上是三青团组织处处长。康泽是已经明令解散的蓝衣社重要角色，与戴笠关系密切。康泽想把三青团纳进国民党军事情报机关的势力范围，并与一些相关的秘密会社挂钩。因此，他对陈果夫兄弟也是一大威胁。陈立夫认为康泽“野心很大”，但是他也是蒋经国非常不喜欢的法西斯型的官员。三青团成立不久，康泽就抽调十二个人（大部分是蓝衣社旧部）“协助”蒋经国筹组江西支团部。根据这批人当中一个人的说法，他们想要操纵蒋经国，架空他对青年团团务的权力，却没有成功。蒋经国有心以三青团江西支团部作为团中央，甚至国民党组织的样板模范。这使他和戴笠的蓝衣社成员，以及CC派掌控的省级、地方级国民党党部，统统不合。
蒋经国在江西省的主要职责是做好政府工作。熊式辉特别为他在省会南昌设置一个保安处副处长的位子，期待经国这个年轻人仕途有个良好的开端，不必担负太多实质工作。不料蒋经国却全心投入工作。地方党政首长相当狼狈难堪，因为经国竟然在全省各地突袭访视。熊式辉办公室不久就涌进许多抱怨声浪，指责小蒋的工作作风像共产党。
熊式辉为了把蒋经国羁绊在南昌，成立“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并且把这位年轻的少将调为新兵督练处处长。经国在这个职位上，第一次得负责下令把一位逃兵判处死刑！他也制定若干新法令协助农村征募来的兵员，例如新兵在偿付旧债之前可以有三年的宽限期，地主必须继续把土地放租给士兵家属等。
蒋经国因为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的集会上演讲，本人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而招来嫌疑。连蒋介石也接到报告，指控经国过分热心、采取左派做法。戴笠奉蒋委员长指示，召见安徽省“忠义救国军”（戴笠控制的另一个安全组织）负责人文强少将。文强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和蒋经国年龄相若。戴笠告诉他，蒋委员长要他定期和经国谈话，讲解中国国内政情，儿子才不至于受到共产党影响。此后一年半的时间，文强每个月和经国见面一次。
蒋经国和文强见面时很注意聆听，借此机会了解国民党内各个派系以及重要人物之习性、底蕴。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依然影响他的思想，他经常以“大资产阶级”来称呼孔祥熙、宋子文这些宋家姻亲。后来他接受建议，在谈及知名人物，尤其是亲戚时，不再用这种说法。不过，据文强1995年9月26日在北京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的说法，蒋经国从一开始就不想借用他父亲的婚姻关系带来的方便。文强也必须提醒经国，不要对苏联迭有好评。文强每次和经国谈完话，都做下笔记，呈交戴笠，戴笠再转呈给蒋介石。1949年之后，文强决定留在中国大陆，这里头意味着当年他颇有可能把报告也送交延安。
蒋经国回到中国时，发现国民党布建相当广泛的情治特务网。当时最大的两个情治单位，一个是戴笠主持的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军统），一个是陈氏兄弟主持的中央统计调查局（中统）。此外，各军种、中央警察、省政府、中央银行及其他官僚机构，也全都备有特务，互相查伺，也侦查日本及中共活动。国军政工人员和共军政工人员一样，不但监视军人，也针对特定民间人士侦防。蒋经国了解国民党的情治特务系统之后，感到困惑不安的不是情治机关的任务，而是它们和黑社会——中国传统的秘密帮会——关系深厚。其实，国民党这么做，并不是独一无二。整体而言，蒋经国在国民党主要安全机构中，并没有居于全国级的领导地位，但是他在自己辖区内，则清除与黑社会的关联。不过，经国依然相信非常需要维持一支秘密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