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找得到的俄国材料，包括蒋经国本人1934年正式的自传声明在内，都没有提到他在西伯利亚这段经历。俄国学者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说不定是他刚到斯维德洛夫斯克立刻病倒，当局送他到阿尔泰地区不是惩处他，而是替他的健康着想——让他远离斯维德洛夫斯克可怕的污染环境，俾能养病。
回到斯维德洛夫斯克，乌拉尔地区党委会派他到苏联宣传机构号称“工厂中的工厂”的大型机械厂“乌拉尔马许”（Uralmash）工作。他先在一个雇用“数千个工人”的机械间担任副主管。7起先，有些工人非常不满意上级派他来做副主管。蒋经国报到上班的第一天，有位女职工玛丽亚?施曼友诺芙娜?安尼克耶娃（Maria Semyonovna Anikeyeva）回家后就向丈夫抱怨，为什么厂里不找个俄国人当副主管。不过，她也不能不承认：“这个中国人……很聪明。”玛丽亚和她丈夫费耶多（Fyodor）后来成为经国好朋友。8她说：“他脸上永远带着笑容，一副要坦诚相交的模样。我们从来没看到他露出不高兴的面容。”
蒋经国到乌拉尔马许工作的同一年，本地一所技术学校派了几位年轻的女毕业生到厂里工作，其中有位十七岁的金发女郎芳娜?伊芭奇娃?瓦哈李娃（Faina Epatcheva Vahaleva），是个孤儿，与姐姐同住，相依为命。照玛丽亚的形容，芳娜是个“漂亮的平常女孩”，当她绽开笑容，以“她那日本式的双眸”看着你，你一定大为动心。她身材瘦长，娴静寡言，不摆架子，个头和经国大约一般高。蒋经国很快就喜欢上她，而芳娜也抛弃她原来的俄国男朋友，爱上这位中国青年。
6月间，王明发电报把蒋经国召回莫斯科。经国抵达时，王明告诉他，蒋介石在上海宣布，听说儿子即将回中国；如果消息属实，他会当即逮捕儿子。时间又过了两年，蒋介石其实又开始挂念远谪异国的儿子，但他是亲情牵羁，不是王明所称的怒意未消。2月13日日记里，蒋介石叹息家庭破裂，“儿子远在他乡”。宋美龄显然也又和他讨论到蒋经国。他在日记中写下：“任何人认我为父，就必须承认我妻美龄为母。”
就外交战线而言，国民党中国与苏联增进政治目标的机会也大有改善。蒋介石认为，中苏关系改变或许会有一个附带效果——经国能够回来。1934年夏天，蒋介石“剿匪”战事逐步进展，也使莫斯科修正观点。张学良游历欧洲，回到上海，进入医院，勒戒鸦片烟瘾。蒋介石派他负责进剿鄂豫皖边区苏维埃的任务，少帅不负使命，立刻达成任务。国民党部队在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下，节节进逼，江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感到压力大增，开始讨论是否应该突围，撤退到靠近苏联的偏远地区。他们也向斯大林提出请示。
斯大林感受到希特勒崛起的威胁，最近才刚命令共产国际放弃极左的国际路线。莫斯科现在拼命想在欧洲资产阶级政府里寻找盟友。苏联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承诺协助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对抗法西斯主义，并与法国、捷克签了协定。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斯大林就期待与中国能有类似的务实外交政策，现在似乎时机成熟，可以推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莫斯科当局不能期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的中国，因此斯大林看到中共立刻突围，不再与国民党军事对峙，对苏联有相当大的好处。中共若仍在江西苏区负隅顽抗，国民党就不太可能接受国共联合阵线，中苏联手抗日的构想。如果中共能杀出重围，撤退到北方，中国民意说不定就会逼促蒋介石接受国共二次合作的构想。再者，如果中共在撤退过程中遭到歼灭，仍无碍于苏联推动与蒋介石强化合作关系。
蒋经国由莫斯科回到斯维德洛夫斯克之后，中国政府主动“与俄国正式交涉”恢复南京及莫斯科之双边关系，以及“遣返蒋经国”的议题。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牛兰夫妇仍然羁押在南京监狱；但是老蒋并没旧事重提，拿宋庆龄1931年提议的换人之议来谈。大约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毫无疑问秉持斯大林的意旨，建议江西的中共“撤退，另寻安全之地——必要时亦可撤到外蒙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