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了，”我对他说到。一边走，我一边告诉自己：“我希望自己终有一天也能混得这么如鱼得水。”
至于委员会任命的事，我知道该找谁帮忙。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JamesO.Eastland）时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SenateJudiciaryCommittee）主席一职，但这仅仅是他对国会山巨大统治力的冰山一角。伊斯特兰当时已在参议院连续供职19年（1941年他曾在参议院短暂呆过 ），资历首屈一指，直至1978年辞职。整个参议院的权力都集中在他和其他少数几位参议员手中，其中大部份来自南部州，如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Russell）、南卡罗来纳州的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Thurmond）以及伊斯特兰的密西西比州同事约翰·斯特尼斯（JohnStennis）。这些参议员为人聪明、熟谙程序，而且几乎都是国防、农业、海军建设等方面重要法案的推动者（也许瑟蒙德是个例外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支持种族隔离制度，尽管有时会因时事不同而调整自己的立场。
伊斯特兰有诸多让人惊异的地方，其中一点就是他有着异于参议院大多数议员的工作方式 ，却能牢牢把持住自己的权力。如果你有空拜访伊斯特兰的办公室，通常会看到他桌上放着一堆石油地图（oilmaps）。屋里会有从密西西比州和海湾地区（Gulfareas）来的石油大佬们，他们会一起弯下腰，聚精会神地看着石油地图，边看边研究和石油有关的方案。这些个石油会议会占据伊斯特兰一周大部分工作时间，司法委员会的相关事务其实都是在每天5点下班之后解决的。下班后，伊斯特兰会邀请委员们小酌一番，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Dirksen）、理查德·拉塞尔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胡戈·斯科特（HughScott）悉数到场。堪萨斯州的约翰·麦克克里兰（JohnMcClellan）也是那里的常客，只是他不喝酒罢了。
也有些委员不吃伊斯特兰这套，如马里兰州的查尔斯·马提亚斯（Charles“Mac”Mathias）和密歇根州的菲尔·哈特（PhilHart）等，我一直都视他们为那个时代参议院的“良心”。然而，主导司法委员会的仍然是伊斯特兰和他那些立场坚定的“老牛 （OldBulls）”，两党的保守派议员。他们知道自己人多势众，便联手操弄自认为最有意思的事情：批准或不批准 某个法官的任命。司法领域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他们为所欲为的自治领。
伊斯特兰的种族立场与我的道德观念有冲突，而民权领域又是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该如何向一位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对手寻求帮助和合作呢？
是林肯总统在内战前夕第一次就职演讲中的结语——“人性中更为美好的天使（thebetterangelsofournature）”——让我决定一生致力于消除分裂的隔阂，也正是这句话让我鼓起了与伊斯特兰接触的勇气，我信仰“人性中更为美好的天使”。我和伊斯特兰合作过，事实上我们俩还成了好朋友，不仅仅是在那个时候，后来一直也是好朋友，我会和任何哲学观念与我相左的人合作，只要事情有利于增进人民的福利，而且我会一直等待人性中更为美好的天使，坚信人间终有正义。
我为委员会任命一事拜访了詹姆斯·伊斯特兰的办公室，他起身对我表示了热情的问候：伊斯特兰身材高大，长着一个圆脸，深色边框眼镜后面一对眼睛炯炯有神，谈吐掷地有声。我告诉了他拜访的意图，他听完后说：“你回去用周末的时间考虑下想去哪个委员会。”我说这太好了，随后就把自己的幕僚们召集了起来。
顺便说一句，当时我所谓的“幕僚们”仅仅只有两个人，一个行政助手，一个立法助手。和许多其他数据一样，幕僚人数是反映国会参议院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巨大变迁的有力佐证。这些年，大多数参议员有至少50个幕僚，其中包括立法主任（legislativedirectors）、幕僚助理（staffassistants）、研究员（researchers）和新闻官（presssecretaries）。那个周末，我向几个信得过的人请教了究竟该去哪些委员会，和杰克谈得最多。最后我们把范围圈定在了宪法权利、民权、刑法、移民与难民、反托拉斯以及其他一两个领域，这些去向对我来说都差不多。星期二，我办公室的电话响了，那天的经历让我对参议院的了解上了个新台阶。
“伊斯特兰主席现在想见你，”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
“现在？”我问到。显然这事儿错不了。我急急忙忙赶到伊斯特兰的办公室。
这次，伊斯特兰的问候变成了：“波旁威士忌（bourbon）还是苏格兰威士忌（scotch）？”我对这个问题始料未及，随口说了个“苏格兰。”伊斯特兰叫了个服务员，端来一些冰块，然后在我面前放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给自己来了一瓶波旁威士忌。服务员往我杯子里加了一些冰块，然后倒进酒，接着又加了些水。水加少了，我心里嘀咕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