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发表讲话的时候，我正开车行驶在北安多佛（NorthAndover）的斯通灵顿街（StoningtonStreet）。听闻广播，我立刻把车停在了一个咖啡店外，跑进店内用公用电话拨通了白宫的号码，希望能和杰克取得联系。一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NationalSecurityCouncilmember）告诉我肯尼迪总统无法接听电话。但这位顾问告诉我，危机正如总统先生刚刚说的那样严重，我开车回到家，思绪一直难以平静。第二天我和杰克取得了联系，他说事情的结果还远不可预料，电话中无法谈及细节。我明白。
我起草了一份向古巴人民的讲话稿，但杰克的顾问们认为不宜公布。当时距离参议员选举不到两周时间，杰克在为世界的命运与尼基塔·赫鲁晓夫斗法，我却只能旁观。
母亲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戏份都比我重，虽然杰克并不感激她的举动。至今想起这事，我都忍俊不禁。
正当两个超级大国针锋相对，两国核按钮一触即发的时候，克格勃 （KomitetGosudarstvennoiBezopasnosti）的负责人闯进了赫鲁晓夫的办公室，手里拿着露丝·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从海恩尼斯港和棕榈湾寄去的信。肯尼迪夫人希望赫鲁晓夫同志送她几本亲笔签名的著作。
这条让人困惑的消息把跨大西洋的电话线搞得有些崩溃。杰克知道这事后一个电话打给母亲，质问到：“你知道你在干什么？！”母亲说杰克应该很清楚她在做啥。每年圣诞节，她都会把一些由各国首脑签名的著作当做礼物送给孩子。为此母亲还专门制作了一张各国首脑列表，那年刚好轮到赫鲁晓夫，于是就按部就班地……
“俄国人不会以为你是无意的！”杰克怒气难遏。“他们会对这件事作出解读！现在，我，得把我中情局的人找来，猜测他们会如何猜测！是好！是坏！还是不可预见！”
事实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云时过境迁之后，母亲真的收到了赫鲁晓夫同志亲笔签名的书。
初到参议院，杰克的忠告帮了大忙。其中一条建议是关于委员会任命 的：“他们安排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不必指望我提建议。如果我参与其中而你最终没有得到心仪的任命，事情反倒会让我受到影响。”我说听他的。
杰克还建议我参加早餐祷告会（prayerbreakfast）。“那是参议院里的小团体，”他说，“你得混进去。”我照他说的做了，每周三早上都参加早餐祷告活动。有大约12-15位参议员经常参加早餐祷告会，共和党人、民主党人都有，大家不分党派。除那些党派色彩特别浓的议案之外，每次表决这些人大都步调一致。杰克的判断没错：我迅速意识到这是参议院众多权派（powerclique）中的其中一个。
早餐祷告会非常有意思，杰克每次都叫我跟他重复都有谁在会上发言，说了些什么。早餐祷告会的老会员们对每个新成员都要好生审查一番。记得我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参加活动的时候被佐治亚州权重望崇的参议员，小理查德·拉塞尔 （RichardRussellJr.）点了个正着。参议院的办公大楼 即是以拉塞尔的名字命名的，他的雕像至今伫立在大楼前。
拉塞尔参议员点名要我念诵祷文，所有人的眼睛都向着我。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对《圣经》的词汇并不太熟 ，灵机一动，用天主教的祷词充了数。祷词很短，以至于诵读完之后早餐桌旁的各位仍然充满期待地看着我。我迅速扫了一眼各位的表情，然后念了一遍饭后经。结果场面变得更加安静。于是我又把两段祷词重复了一遍，然后坚定地坐下，这下大家才算满意。杰克听说这个故事之后大笑不已。
第二个星期，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威利斯·罗伯森（WillisRobertson）——即电视传教之父，佩特·罗伯森——给我讲了个法老女儿（Pharaoh’sdaughter）的段子，杰克听我复述完后更是乐不可支。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法老女儿有天早上出门散步，顺着河走，路过芦苇丛。她发现芦苇丛里有条小船，船里躺着一个小孩。法老女儿弯下身去把小孩抱起回去见法老，说：‘法老，我有了个孩子，芦苇丛里找到的。’
“是的，她的确是这样说的。她说她就是这样找到孩子的。你我都知道这芦苇丛里的孩子是从哪儿来的。”
这事之后没多久，我无意间旁听了 一次参议院的辩论，罗伯森参议员对一个法案表达了热切的支持——法案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唱名表决的时候，出于对罗伯森参议员的激情的欣赏，我投了一个“赞成（aye）”票。轮到罗伯森的时候，他却投了“反对（nay）”票。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投票结束后我走上前问到：“参议员先生，我刚刚听了您对这个法案的演讲，演讲中流露出强烈的支持态度，结果你却投了反对票。我都被搞糊涂了。”罗伯森笑了：“参议员先生，”他说，“在我的州，选民们对这个法案的态度刚好是一半一半。我把演讲送给那些支持法案的选民；把票送给那些反对法案的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