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前，我回到海恩尼斯港和父母告别。母亲最后忍不住问了一句：“你要去哪里？”我告诉她我要去法国和德国。她立刻来了劲儿，不失时机地当起老师来，我还记得她当时的话，虽然有些夸张的成分：“哦，太棒了，泰迪！这时候去法国有上好的酒，他们就产这个。去德国也好，他们的啤酒好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就产啤酒。那啥，乔伊 ，”她接着说到，转过身去朝着父亲，“我觉得泰迪应该尝尝法国的葡萄酒和啤酒，没到21岁也不要紧嘛。”
父亲的回答多少显示出他冷静的一面。“露丝，”他说，两眼上下打量着母亲，“你是不是昏了头？”
这话等于一下子给我喝酒的冲动判了禁令。不过我后来还是破了戒。
父母有所不知的是，我在哈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喝酒了。父亲曾和所有儿子定下约定：如果我们21岁以前不抽烟也不喝酒，那么每人能够得到1000美元奖金。后来，我在21岁生日的时候向父亲坦白自己破了酒戒，但是没有抽过烟。于是父亲很公道地打了个折：500美元。
当时朝鲜正处于激战之中，全国的武装力量都高度戒备，我所在的部门受命守卫罗康库附近刚刚建成的最高联军司令部（SupremeAlliedHeadquarter，SHAPE），主要任务是在周边巡逻。有天晚上我休假，突然冒出尝尝巴黎小菜的念头。由于市区距离基地只有20多里，我一路徒步前往。吃得如何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凌晨3：30的时候我开始往回走。由于天太黑，快到罗康库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找不到回基地的路了，于是跑到路边仍在营业的咖啡店问路。咖啡店老板很热心，但是另一桌的三个家伙却向我投来冷冷的目光，我隐约意识到他们是共产党人。法国的共产党人比普通法国民众更讨厌美国军人。
走出咖啡店，我走上一条没有灯光的街，边走边听到一阵咚咚咚的声音跟着我。我被跟踪了，跟踪我的家伙手里拿着个什么东西，一边走一边发出咚咚咚的声响。
我开始跑，咚咚咚的声音变成了叮嚓叮嚓，这应该是那个东西在地上被拖着跑发出的声音。棍子，我一下反应过来。三个人拖着棍子跟在后面，脚步越来越快。
我在绿茵场上练就的身手依然不错，能和黑哥们儿打架，还能做那么多引体向上，于是我全速跑起来，直到把其中一个给甩掉了。但是还有两个家伙拿着棍子跟在后面，而且我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
后面的人快追上我了。我索性停下来，转过身去对着他俩。领头的那家伙比较壮实，另外一个身材较小。他们手里的棍子顶端被削得尖尖的——猪叉——这是用来赶猪的玩意儿。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手里也有武器：宪兵裤的两边各挂着一条长长的自行车锁链，从裤腰一直到裤脚。挂在宪兵裤上的锁链能让裤子看起来更漂亮，有时也被卸下来用作管教喝醉酒的士兵。
我弯下腰把锁链拆了下来，在头顶上挥舞着。锁链发出呼呼的声音，听上去比猪叉那叮叮咚咚的声响有威胁得多。
对面两个法国人终于明白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一开始我把注意力放在了那个小个子身上，他动我也动，用锁链重重地抽了他两鞭子，小个子接连后退，这时那个高大个儿朝我冲了过来，我又朝他甩了一鞭子过去。没一会儿，小个子泄了气，只剩下我和另一个人对峙。我使出吃奶的劲儿挥舞着锁链，高大个儿最终放弃了，俩人一起消失在黑夜里。我终于气喘吁吁地赶回了基地。
除了和黑哥们儿打架、和法国的共产党人遭遇之外，我军旅生涯中最后一个值得一提的事情便是母亲的到访。
母亲深爱着巴黎，我外派后没几周她就空降巴黎，在她最喜欢的丽兹酒店（Ritz）住了下来。我申请了三天的探亲假，怀着每次见到她都同样热烈的欣喜之情，开着一辆租来的小轿车去看她。刚踏进房间的时候正好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母亲的首饰不翼而飞。她之前小心翼翼地把首饰藏在了某个地方，结果却忘记到底藏哪儿了。为了寻觅那些个宝贝石头，我们翻箱倒柜找了两三个小时。最后还是母亲找到了，为了随身携带她把首饰别在了钱包的里层。
我们之后驱车前往多维尔（Deauville）的杜高夫酒店（HotelduGolf），当晚正值乔治·德·奎瓦斯大芭蕾舞团（GrandBalletduMarquisdeCuevas）为玛莉亚·托契夫（MariaTallchief）举行专场晚会（燕尾服是我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我们呆了一个通宵，期间还遇到了一些老朋友。这是我军旅生活美妙的插曲。
探亲假结束的那天晚上，母亲把我送回到基地，我招呼司机在距离基地入口一百多码的地方停下，不想其他的战友看见我从豪华轿车里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