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了。我当时最担心的还是能不能回到哈佛。
在新泽西的迪克斯堡（FortDix）接受基本训练之后，我后被分配到第9步兵师的第39步兵旅，顶着夏日的高温完成了16周的训练，期间基本没怎么睡。那时候，我的身份是炊事员，刷了大堆的盘子，倒了大堆的垃圾桶。
我还打了一架，打得不可开交，虽然我并不想动手，但还是火拼上了。对手不是敌人，正是自己的战友。
排里有个叫华顿（Wharton）的黑人，之前我还没怎么和黑人打过交道。有一天我、华顿还有另一个叫费西亚（Fessia）的士兵被检查出枪没擦干净，处罚是带着笤帚去清理长官宿舍。
当时电视上正在直播哈佛的球赛，我想快点扫完看球，于是卖力地干。突然我发现还缺一个人，于是叫费西亚去找。费西亚从华顿的营房回来说：“华顿说来不来是他的事。”
我气不打一处来：“太胡扯了！”费西亚则别有用心地叫我自己去和华顿理论。
我去了。营房的二楼有大约8个人在玩色子。“谁是华顿？”我问到。这家伙站了起来——一个身高6英尺4英寸、体重185磅、浑身肌肉的黑人——“我是华顿。”
我说：“华顿，你被罚了。”
“嗯，我被罚了。”
“你得和我们一样扛着扫把去打扫营房。”他回答到：“哦，你管我。”“你给我过来。”“你教训起我来了。”于是，“理论”开始了，我们两人打得天昏地暗。
在米尔顿学的摔跤和之后的足球训练帮了大忙。当时我和华顿扭打在了一起，要是放在户外，摔跤技巧能够完全派上用场，这家伙想要近身都难。如果你想放倒一个人，得用腿锁住他再摔，这样你才能占优势。但是当时是在营房，和对方扭打在一起，滚来滚去，说不定谁占便宜。华顿骑在我身上，抓住我的脸使劲打，眼珠子都快被他挤出来了。我伸手去挡，结果这家伙张口就咬，比斑马还咬得狠。
我想最后还是我占了些优势。他被我困住不能动弹，这个结果对我来讲已经不错，毕竟摔跤是一种防御性的进攻方式。营房里到处是血，有一部分是华顿的，大部分是我的。
最后，一个叫马奎尔（Maguire）的长官冲了进来，吹着哨子，命令我们回去把房间打扫完。“你们俩给我六点在操场上继续打。”
“六点在操场上继续打？！”我的天，这恐怕是我最不想干的事情了，但是如果真要打，硬着头皮也得上啊。6点，我走到操场的旗杆下，等了5分钟华顿没来，于是我也溜了。后来听说华顿又和别人干了一架，对方的牙被他敲得个七零八落。我算是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基本训练还剩两周的时候我突然谋生出一个念头：志愿赴朝参战。我觉得这是我应尽的义务，是弥补自己过失的一个方法。朝鲜战争当时陷入僵局，和谈正在进行，但美国和中国的军队仍然在喋血岭（BloodyRidge）和伤心岭（HeartbreakRidge）一带厮杀，风险有多大我心里很清楚。
三天之后我和杰克、波比在纽约见了一面。午饭的时候，我向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俩人被我的想法吓到了，他们极力反对。“妈妈和爸爸够伤心了，”“我们不能让你冒着生命危险上前线。你不能这样做。部队派你到哪儿你就到哪儿，干你自己的事情。”
我后来仔细想了想，觉得自己太自私了，那简直就是在戳父母的伤疤。天啊，还是算了吧，我这样告诉自己。事情已经够糟了。
基本训练结束后，我作为反谍特种部队（Counter-IntelligenceCorpsCenter）被派往马里兰州（Maryland）的赫拉比尔德堡（FortHolabird）。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谍特种部队曾受命保护曼哈顿计划（ManhattanProject）实施。20世纪50年代，反共（anticommunist）情绪高涨，谍战升温。遗憾的是，我的间谍生涯最后无果而终。两个月后，我被调到了佐治亚州（Georgia）的高登营（CampGordon），参加的是宪兵（militarypolice）训练。
这一变故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杰克后来打听到有人在背后打我小报告，说我在哈佛的时候与一两个左倾分子（leftistleanings）过从甚密。这简直是个笑话，我宁愿站在足球场的右边也不喜欢政治上的左端。后来我怀疑是罗伊·科恩（RoyCohn）暗中使坏，他是个狂热的反共分子，后来成了乔伊·麦卡锡（JoeMcCarthy）的顾问。科恩当时因参与审判间谍嫌疑人朱利叶斯（Julius）和埃塞尔·罗森博格（EthelRosenberg）而声名鹊起。他嫉妒波比升任检察长，于是想通过污蔑我来打压波比。
不管怎样，我在高登营还是做了点成绩，一连做了40多次引体向上（chin-up），这创下了营地新的记录。1952年6月我终于被派往国外，驻扎在凡尔赛地区巴黎市郊的罗康库（Rocquencourt）的拉罗格斯营（CampLaloges），第520宪兵部（520thMilitaryPoliceServiceCompa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