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闪闪发光的夏日里，大海变成了我的家，一个我随时可以进入的魅力世界，任何季节、任何天气，我都能从中找到快乐，找到自信。
1946年11月，正当我在米尔顿发奋苦读的时候，年仅29岁的杰克当选国会众议员，再次让大家刮目相看。杰克选择从政的决定对于全家来讲有些小小的意外。记得在那之前他从未谈过自己的政治抱负，最近一次听他说起自己的职业打算是做个记者。在太平洋战场受伤之后，杰克曾给芝加哥美国先驱报 （ChicagoHerald-American）和国际通讯社（InternationalNewsService）写过文章。二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他以特约评论员（stringer）的身份参加报道，足迹遍布俄亥俄、伦敦、波茨坦（Potsdam）和其他地区，与此同时还受雇于波士顿的联邦基金（UnitedFund）。
即便是父亲也没预想到杰克会走上政治这条路。杰克后来说，是父亲晚餐时谈论的那些政治话题激发了他的从政兴趣，但父亲当时对此并不看好，因为他觉得杰克缺乏在政坛摸爬滚打的毅力。由于战时留下的背伤，杰克一共经历了三次手术，第一次手术之后他的体重仅剩120磅 。他参军期间感染的疟疾（malaria）还没有彻底治愈，用于治疗这种疾病的合成药物疟疾平（atabrine）使他的皮肤褪了色。后来我们知道，让杰克萌生从政念头的是一次演讲——那是他第一次面向公众演讲。1945年8月，杰克向来自波士顿美国退伍军人协会（BostonAmericanLegion）的听众发表演讲，他当时刚刚结束欧洲的特约报道回到美国。正如演讲题目“胜利、中立和破灭”所指代的那样，演讲内容是关于战争时期英国、爱尔兰和德国的三种不同命运。杰克此次演讲以及不久之后的多个演讲连续获得巨大成功，这是他没有料到的。第二年，詹姆斯·迈克尔·科里（JamesMichaelCurley）辞去了自己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职务，转而谋求第四个波士顿市长任期。处于事业选择阶段的杰克决定竞选科里留下的马萨诸塞州第十一国会选区（CongressionalDistrict）众议院议席。他最终赢得了选举。
1948年5月中旬的某天清晨，我正在米尔顿的卧室里睡觉，卧室门开了。睁眼见到的是校长诺里斯（Norris）先生，他看着我，我立刻意识到可能有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这次是奇珂。她驾驶的小型飞机在法国南部坠毁，机上还有一位爱尔兰贵族叫皮特·温特沃斯·菲茨威廉（PeterWentworthFitzWilliam），两人正准备结婚。他们打算取道里维埃拉飞往巴黎，父亲正在那里等着他们。那时奇珂年仅28岁。
虽然已是春天，但我记得那天清晨特别地阴冷。我等杰克开车来接我去海恩尼斯港，感觉一个人等了好久好久。
母亲回忆录里的话是对的：“那时候人们常说时间能够治愈一切。我觉得不是这样，伤永远都在，记忆依旧清晰，时间不过是让它结了疤，疼痛少了一些，但永不会消失。”
那年春天，波比从哈佛毕业，与一个好朋友乘坐玛丽皇后号（QueenMary）周游欧洲和中东地区。两年后他与埃塞尔·斯嘉珂儿结婚，开始为肯尼迪家族开枝散叶。
杰克继续着自己的传奇色彩。埃德加顿帆船赛（Edgartownregatta）曾是我们兄弟俩一年一度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七月，杰克连任国会众议员之后不久，我决定和乔伊·加甘搭档参加埃德加顿帆船赛。临近比赛举行，杰克打来电话说他也想参加，但同时告诉我们如果他赶不及就别等他。我和乔伊非常希望杰克能加入，于是开赛当天我们开着船在埃德加顿港上转了一圈又一圈，眼看着就要开赛了。那一天阴云密布，突然，一架单引擎飞机（single-engineplane）冲出薄雾，朝着埃德加顿迅速飞来。飞机在我们帆船上方盘旋，向上一看，杰克正咧着嘴朝我们挥手呢。他加速飞向海岸边，在城边的一片草地停了下来。
每个级别的20条船蓄势待发，水手们摩拳擦掌，码头上聚集了一大群人。乔伊和我一下子反应过来，即便杰克能够挤过人群，比赛官员也很难让他上船，因为他钱夹里没有参加比赛的证件——一张赛会主办方印发的红色标签（况且他是个经常不带钱夹的人）。我们意识到杰克可能又要搞出点离谱的事情出来。但不管怎样，他毕竟来了，我们要做的只有等待。
杰克没让我们等多久。着陆后大约6分钟，一辆嘶鸣的出租车停到了码头边，杰克从里面跳了出来，身穿一身蓝色西装、打着领带还夹着公文包。他扒开人群朝码头的尽头跑，我开着船，迎着风，顺着码头朝杰克的方向驶去。一位比赛官员开始叫起来：“喂！你们不能在那里上人！”但是杰克绕过了他，一纵跳上了船。就在那一刻，比赛开始的枪声响起，我们三人即刻驶离海岸，调整风帆，回到了起点线。杰克迅速钻到甲板下面换上航海穿的衣服，然后从我手中接过了舵。虽然迟到了，但我们毕竟上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