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恐怖的日子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仿佛就发生在五分钟前一样。里维达尔有一条沿着山脊的小路，山脊的另一边崎岖险峻。在这条路的下面很远的地方，有另一条小路，通向哈德森河（HudsonRiver）旁的悬崖。一个秋天的下午，我走在上面的那条小路上，看见下面那条路上有个男孩一路小跑，看上去年龄比我还小。他拎着一个箱子，抱着泰迪熊，R在后面追，男孩没能跑掉，被R抓住了。“你以为你能跑到哪儿去，小家伙？”他吼道。可怜的小男孩一直哭，紧紧地抱着泰迪熊和自己的箱子。R一把将泰迪熊夺了过来扔在地上，然后把箱子猛地一扯，脸上露出我从未见过的狰狞表情。他把箱子打开，将里面所有东西统统倒下山崖，然后把呜咽中的男孩拽回了寝室。我站在那里呆呆地注视着散落的衣物，泰迪熊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这个管理员的劣迹最终败露并被学校开除。但是校方一直对他的恶行遮遮掩掩，一个字也没透露给家长们。
至于那两个阿根廷帮凶，十年后我见过其中一个。那时我进入军队服役，在新泽西（NewJersey）的迪克斯堡（FortDix）接受基础训练。有天周末，我和两个兄弟在纽约的一个酒吧里小酌。忽然我看见那家伙正站在我旁边。我走过去对他说：“我知道你在里维达尔干的事，别让我在这儿见到你。”他看了我一眼，再看了看我身边的朋友，转身离开了酒吧。
就在写这本书的几年前，我在棕榈滩参加一个活动，正和一大群人聊着。一个人走过来说到，“这位是？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然后这畜生给了我一拳想表示友好：这就是那另外一个阿根廷人。他向我伸出手，我转过去没理他。
有两件事情把我从R的恐惧中解救了出来。首先，母亲想让我和珍妮冬天的时候陪着她，于是她把我们俩从寄宿学校接回了棕榈滩，这段日子我们晚上不用住校。冬季学期临时换学校显然对交朋友和学业都没什么益处，然而这却让我从R的虐待游戏中逃出生天。我不好意思告诉妈妈发生的一切，但是我很感激能和她待在家里。
其次，是一个叫百日咳（whoopingcough）的病救了我。冬天临近结束的时候我被送回了里维达尔，R的梦魇再次降临。也许是紧张的缘故，我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得了肺炎（pneumonia）和百日咳。于是，我再一次被接回家，回到母亲安全和慈爱的怀抱。
在对症疫苗广泛应用之前，百日咳是种很严重的病。患者经常会好几天甚至数周咳得上气不接下气，然后死去。百日咳和肺炎一起发作，差点儿把我给折磨死，病情直到1942年才消停。
第一次病倒的时候，我被送往纽约市（NewYorkCity）的医院急救，之后母亲把我接回科德角养病。这是我长大以后第一次和母亲独处，也是第一次受到她如此亲切的关注，让我感觉好像沐浴在阳光里。我们一起在那个静静的海滩散步——时值春季，小镇上没有太多人——晚上母亲会给我读书：各种有关科学的、历史的、地理的书，有时还会讲起杰克·伦敦（JackLondon）和沃尔特·斯科特爵士（SirWalterScott）的神奇历险记。至今我仍然记得杰克·伦敦的《白牙》（WhiteFang）里恐怖的狗斗，听完后简直睡不着。我还记得《劫后英雄传》（Ivanhoe）里优美的散文、威武的骑士形象和抑扬顿挫的节奏。
相比起这些具体的关爱，母亲长久以来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最为珍视。就在百日咳快要痊愈的时候，我外出淋了雨，结果肺炎再次发作，是母亲的悉心照料让我恢复了健康。对于病重的我来说，那些日子就像补药一样，在我和母亲之间建立起一条特殊的情感纽带，一直持续到她104岁去世。
戴夫·鲍尔斯（DavePowers）是杰克的好朋友和助手，他记录了我十六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有天早上戴夫和我们一起在科德角的家，一边吃早饭一边听着我和父亲兴奋地聊着要参周末加埃德加镇帆船赛（EdgartownRegatta）的事情。刚好这时母亲进来，听说了我的安排，她提醒我那个周末得去波士顿北部参加一年一度的宗教活动。戴夫回忆说我当时眉头都没皱一下就答应了，“好的，妈妈，我会去的。”
父亲目睹了这一切，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支持母亲的安排。但是看到我做出这么大的放弃，他主动提出我可以开他的车去参加活动。父亲从来没有允许过别人开他的车，这一特许传递的意思很明显。“我知道放弃帆船赛对你来说不容易，泰迪，我知道你想参加帆船赛。但是选择了尊重和服从母亲，这是正确的选择。”那一天的记忆我永生难忘。我是很想参加帆船赛，但那次的比赛似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