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级那年的春天，母亲认为在寄宿制学校短期住读（short-termstint）对我来讲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我也在朴茨茅斯修道院读书，波比可以照顾我，免得我一个人孤独。但不管怎样，我们夏天得回到科德角。
修道院的老师们很乐意安排我入学，但事情遇到点麻烦：朴茨茅斯修道院只开设七年级以上的课程，没有小学。“问题不大”，母亲说到。她觉得八年级的波比可以帮助我学习，而且那个学期剩下没几个月了，把我留在那里学期结束就好。不幸的是，这个“直到学期结束”虽然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但对我来讲实在是有点长。
1941年春天，年仅九岁的我进入朴茨茅斯修道院读七年级，和一群大我四岁的孩子们一起住读，这简直是个灾难。
在朴茨茅斯修道院的时光根本称不上是在学习，那完全是在作斗争。我选了之前在吉布斯有点基础的法语课，结果考试只得了13分。数学课上老师讲的什么我完全听不懂，拉丁语课也一样。
同学们都不和我一起玩儿。有时会有同学叫我一起去航海，但我很少去。我年龄太小，想参与哪项体育活动都力不从心。波比虽然挺照顾我，但是作为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他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并且和大伙儿相处得不错。另外一些同学让我见识了只有不懂事的孩子才能下得了手的残忍。
我把自己的宠物龟（petturtle）带到了学校，寂寞的时候就和他玩儿，可没几周乌龟就死了。我在寝室外的冻土上挖了个洞，把他埋葬了，还做了几句祈祷，然后回到自己的小卧室（cubicle）——卧室用半高的挡板隔开——蜷在床上哭着睡着了。那天晚上，走廊上的一阵响动把我惊醒，砰、砰、砰，接着是一阵大笑。我当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第二天早上在床上发现死去的宠物龟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有人看见我埋葬宠物龟，趁晚上挖了出来，把他的尸体在楼道里扔来扔去，发出砰砰的声响，最后，还把宠物龟放在了我的床单下。那天早上，我重新埋葬了他。
波比认为维护家族团结并不意味着他得替我出头。有天我和一个叫普劳登（Plowden）的家伙打架，对方高我一个头，很占便宜，他把我的手反关节扭住，让我动弹不得。波比这时刚好路过，我向他喊到，“他说肯尼迪家不如他们普劳登家！”波比没理我，继续走他的路。走过了才回过头对我说：“你得学会自己去应付生命中的挑战。”
除了这些，我在朴茨茅斯修道院几乎没学到其他东西。拼写显然是没有任何进步，在一封寄给父亲的信中我这样写到：“亲爱的爸爸，括得角（科德角）不好玩，”“妈妈去陪杰克了。乔伊在。天气很不好。你能给我弄到国王的签名不我很快会在（再）给你写心（信）的。”
1941年的夏天，科德角对我来说就是一片安宁而充满家庭关爱的绿洲。乔伊和杰克教我怎么航海，姐姐们和妈妈好好地溺爱了我一番，波比比在修道院的时候更关心我了。作为一个九岁大的男孩，我可以无忧无虑地过自己的生活，骑骑车、游游泳，没事儿上船练两手。
1941年9月，母亲把我送到布朗克斯的里维达尔乡村男校（RiverdaleCountrySchoolforBoys）。三个哥哥都曾读过里维达尔，不同的是他们以前都是走读（daystudent），而我得住读（boarder），因为全家人已经从布朗克斯搬走了。科德角夏天的快乐日子很快告一段落。
如果说朴茨茅斯修道院让我见识了小孩子的残忍，那么里维达尔则让我体味到了成年人心理的扭曲，而且这种扭曲的感受无法轻易被快乐所消解。我们的宿舍管理员是个虐待狂（abuser），他和我们一起住在学生宿舍，是我们的代理父母（locoparentis），但事实上他完全辜负了家长们的信任。他擅长恐吓和羞辱，每天晚上关灯之后，R（我是这样叫他的）就会叫上一组男生去他的寝室，站成一个圈玩儿组词游戏（matching-wordgame）。他会说“鞋（shoe）”，有人答“皮革（leather）”；然后他会说“鞋跟（heel）”，有人答“鞋掌（sole）”；接着他会说“鞋带（shoelace）”，要是你一时想不出合适的答案，就得脱掉一件衣服。孩子们都穿着睡衣睡裤，不一会儿就脱得精光。然后R就会挨个“检查（inspection）”身体，没有孩子能够幸免于难。
R招募了两个阿根廷来的高年级同伙，他们有时候会接替R主持那个破游戏，而且他们的玩儿法更加变态，不时甩出个西班牙语单词。里维达尔的低年级学生哪知道什么西班牙语，于是很快就被他们得逞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私底下常听人议论说R一旦对某个男生特别感兴趣的话，就会派那两个阿根廷来的家伙去安排。我躲在自己的床铺上度过了好多恐惧的夜晚，害怕自己成为他们的猎物。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这些都会过去，告诉自己一定能度过这场噩梦，告诉自己也能像哥哥们一样幸免。没事儿的，我这样告诉自己，我必须这样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