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天主教的主教（Catholicbishops）、红衣主教（cardinals）和教皇（popes）们相熟，这让她颇为自豪，但是她也喜欢世俗的社交圈子。1930年，母亲在一项民意测验中被时装设计师们评选为最佳穿着（best-dressed）女性公众人物。居家生活了十七年，养育了九个孩子的露丝·肯尼迪在四十岁时重新燃起了年轻时的旅游热情，游历欧洲，特别是她钟情的巴黎（Paris）。每到一处，她都是让人瞩目的人物。在母亲尽情享受着欧洲艺术、语言和城市文化的时候，父亲会留在家陪我们。
我们经常在父母的陪同下外出旅游。周日做完礼拜从教堂出来，我们两车人会到曼哈顿的隆尚餐馆（Longchamps）来一场家庭午宴，那里有教堂里的彩色玻璃和巨大的壁画以及一盘盘精美的食物。吃完之后我们会去无线音乐城（RadioCity）看电影。杰克一定非常喜欢这样的家族活动，他刚结婚那会儿经常带杰姬（Jackie,JacquelineKennedy）去隆尚吃饭。
五岁那年，就在我进入布朗克斯庞德菲尔德街（PondfieldRoad）幼儿园读书后不久，一件事让我意识到外面的世界远不及家里安全。那所幼儿园距离我家只有五分钟的车程，有一个秋天的下午我打算让父母吃上一惊，一个人踏着吱嘎作响的落叶走回家去。母亲并不知道我的决定，开车去幼儿园没接到我，吓得不行。原来就在我出生后不久，一个名叫林德伯格的专门绑架杀害小孩儿的恶魔曾经肆虐一时，全国的家长们都谈虎色变。父母知道林德伯格这个事情，而且亲眼见过其他家长的丧子之痛。于是，完成历险大摇大摆走回家的我并没有受到母亲的表扬和鼓励，反而被她用衣架好好教训了一通，然后被关进了小黑屋子里。
但是外面的世界也有不少的惊喜，特别是和爸爸一起出门的时候。七岁时的一天，爸爸带我去纽约扬基棒球场（YankeeStadium）看球。我们租了个包厢，但是父亲觉得包厢距离球场太远了，于是在球员们练习的时候把我带到了球场上。引座员（usher）朝我们微笑并且礼貌地碰了下自己的帽子。趁着在场上散步，我把这些穿着条纹队服的棒球巨星们认了个遍，就在我将注意力转向在观众席上穿梭的热狗小贩时，父亲突然叫我：“泰迪，来这儿。”只见他身旁站着一个衣着笔挺，长着大圆脸的先生。“泰迪，这位就是贝布·鲁思（BabeRuth），”父亲说到，“我们那个年代最伟大的棒球运动员。”那时候贝布·鲁思退役已有一些年头，但是我知道他。外祖父曾跟我讲过贝布·鲁思1920年前在红袜队打球时候的事迹，要知道外祖父可是红袜队主场啦啦队皇家露特（RoyalRooters）的组织者之一。现在，该轮到我给外祖父讲故事了。
鲁斯用他的大手摸着我的头，我不记得当时跟他说了什么。直到今天，和贝布·鲁思见面的场景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那时舌头都打结了。
家里孩子太多，父母们需要个帮手。有两个家庭教师让我记忆深刻，其中一个成为了肯尼迪家族的传奇教师，而另一个就没有这么讨人喜欢了。
那个不太招人喜欢的女老师叫奇珂（Kico），是个爱尔兰人，有时候，我们吵闹起来甚至比她还厉害。现在我仍然记得她惩罚波比的样子，她把波比的前额往墙上撞得咚咚作响，是波比出名的铁头 救了他。奇珂没在肯尼迪家待多长时间就被解雇了。
那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家庭教师名叫柳娜·轩尼诗（LuellaHennessey），她陪伴了我们四十年之久，教过二十三个肯尼迪家的孩子。1961年父亲中风瘫痪后幸赖她悉心照料，1964年我飞机失事受伤也多亏她照顾调养，柳娜是杰克最喜欢的老师。1963年，杰克总统建议柳娜去波士顿学院（BostonCollege）深造，修读学士文凭。可惜杰克在柳娜获得科学学士学位（bachelorofsciencediploma）之前便遇刺身亡。在自己的毕业典礼上柳娜动情地说到：“总统先生说如果我拿到学位他会亲自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想他的在天之灵一定能看到。”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样，不断扩大的大家庭是父亲考虑搬离波士顿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这并不是唯一原因——作为小孩子的我也许还不能明白父亲是为了不让我们过早接触那个外部世界。就父亲看来，那个世界有很多让他不满意的地方，有的事情甚至让他感到极度愤怒。
父亲年轻的时候，波士顿这个城市与其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模样别无二致：存在两个市区，彼此充满敌意和怨恨。一个是拥有深厚底蕴的老市区，带有明显的新英格兰（Yankee）气质，灯塔山（BeaconHill）、哈佛大学（Harvard）、银行业和工业聚集于此。另一个市区布满了店面和码头，聚集了移民的劳工阶层后代，多以爱尔兰裔为主，但是也包括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