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往年一样，波伏娃家出发去了梅里尼亚克，西蒙娜能够尽情享受乡村生活的快乐。没有泳衣，她穿着短上衣和衬裙在维泽尔的水塘里游泳，躺在草丛上边看书边等着身上衣服渐渐干爽。她探索丛林，和受到邀请的表姐玛德莱娜一起去附近的庄园。
夏末，她再次来到了朗德省的扎扎家，她还在波尔多和梅洛－庞蒂一起度过了一天。一到加捏邦城堡她就发现自己不受欢迎。她没能和扎扎共用一个卧室，而是被安排和一个新来的家庭教师住在一起。西蒙娜知道扎扎家认为她对扎扎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他们认为在她的影响下扎扎才违背父母之意想去拿大学文凭。
扎扎情绪非常低落，她曾经在这个夏天写道：“我对一切都不感兴趣，我认为自己似乎已经死了。”每次西蒙娜认为可以和她两个人单独相处说说私房话时，某个家庭成员就会突然出现打断她们的交流。西蒙娜和家庭教师成了朋友，她叫斯特发，是个波兰大学生，她的父亲有个大型糖果厂。在波兰时，她曾为乌克兰的独立积极活动，后来在大逮捕中被捕，在监狱里过了些日子。后来她父母把她送到柏林求学，之后她又到了巴黎的索邦大学听课。她想观察一个法国家庭的日常生活，于是她到扎扎家做了家庭教师。
晚上，她穿着礼服来进晚餐，裸露着的肩膀引起扎扎家人的反感。她坐到钢琴前，唱起了伤感的乌克兰歌曲。扎扎的母亲认为这个外国家庭教师不注意自己的身份，她的行为和这个家庭格格不入。但是西蒙娜和斯特发却结下了深厚而长久的友谊，后来她们还在巴黎见面。斯特发过着非常自由的生活，她经常和一些艺术家、知识分子以及在蒙帕纳斯聚会的各界人士来往。她在丁香园和一些流亡的乌克兰人谈论政治和艺术，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在柏林，斯特发还曾遇到过一个流亡的西班牙年轻画家，他叫费尔南多·热拉西，和斯特发住在圣－叙尔皮斯街的同一个旅馆里。这些外国人非常有教养，他们懂得法语和法国文学，是和平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革命者。
波伏娃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圈子，他们也接纳了艾莲娜以及和艾莲娜形影不离的绘画班同学热热热尔梅娜·帕多，其子名叫弗雷德里克·帕多，是萨特的教子，曾为弗朗索瓦·密特朗画过一幅官方肖像。。梅洛－庞蒂认为他们过于放荡不羁，他拒绝和他们经常接触。
他们政治上和性方面的成熟使得西蒙娜开始怀疑自己。她还是和梅洛－庞蒂以及扎扎一样，坚持认为男孩女孩都应该以处子之身迈入婚姻之门，这也是表达性别平等的一种方式。她痛恨那些支持男孩子婚前性行为的传统，这是一种欺骗行为。因此，当有一天晚上她在斯特里克斯酒吧不经意间听到一个年轻高贵的女子在抱怨雅克·尚皮涅尔把她甩了时，她从云端陡然落到了地面。在西蒙娜心中，表哥是个十全十美的人，但事实上这个忧郁之神的化身只是个凡夫俗子。感情丰富的斯特发对她进行情感教育，并详细向她描述性爱的真相。“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西蒙娜？这就是生活。”为了避免让西蒙娜过于惊恐，斯特发让她重新思考她唯意志论的世界观。西蒙娜喜欢克洛岱尔，因为他宣扬灵魂附体，认为快乐应该是精神的变形。斯特发并没有给予精神任何的优先地位，对于大学阶段的成就也没有多少赞扬。波伏娃犹豫不决，一方面她索邦大学的同学们都有已经规划好的生活道路：职业，家庭，成功；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人过着自由的生活，他们没有根，极具创造性，斯特发就是其中一员。波伏娃在工作和放荡中都看不到某种绝对，“显然我只在文学中看到了永福”。她所有的朋友们都同意这一观点。
在罗通德咖啡馆和骑师酒吧，人们永无休止地谈论政治、艺术、文学，他们当中有些人期盼着有一天能成名。斯特发看了西蒙娜的小说的一些片段，她和扎扎一样鼓励她继续写作。在这个由来自多个国家的人组成的小团体里，年轻的西蒙娜发现了一个开放的环境，在这里，她不再觉得自己总是犯错，也不像在扎扎家一样，是个没有地位的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边缘的西蒙娜在这个小圈子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的将来也属于这个圈子。
酒精、奇遇、衣服的摩挲声都使她沉迷……她花四法郎去“欧洲人”这个大众音乐厅，听那里的喜剧演员和说书人滔滔不绝地说些粗俗下流的笑话。看着那些拥抱着的衣冠不整的情侣，她觉得非常舒适。她漫步到巴尔贝斯大街，用“渴望”的眼神凝视着那些妓女和小流氓。她单独或是和大家一起去刚开业的“丛林”。那是个时髦的舞厅，里面有个身材矮小的女人唱下流的歌曲，并裸露自己的大腿。
她对那些臭名昭著的场所的激情从何而来？她在日记上写道：“在我身上有种无法形容的欲望，这种欲望可能是畸形的，它总是在嘈杂声、斗争、孤独尤其是陷入困境时冒出来。”
西蒙娜经常在星期二和星期六去萨尔贝特利埃医院听乔治·杜马乔治·杜马，哲学家、医生和心理学家，他和P.让内创办了《正常与病理心理学》。的课，他出版过《心理学论文集》。当时的哲学专业学生把对精神病的研究写入履历时还畏畏缩缩。人们已经开始认为心理学是一门独立于玄学之外的科学，并把它变成了一种建立在生理学之上的客观科学。这种研究心理的新方法吸引了她，她认为正常人和疯子只有非常细微的差别。她觉得自己在这片模糊的领域漂浮不定，极具两面性，一方面被知识的光明吸引，另一方面又对混乱的感觉痴迷。梅洛－庞蒂指责她赋予了生活太多的意义，而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想要生活，整个的生活。我觉得自己有很强的好奇心，充满渴望，这种渴望比其他任何一种情感都更热烈，它让我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