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在以“优良”拿到哲学史学位证书后结识了一帮左派学生，他们要求她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欧洲》杂志刚发起了一项活动，抗议动员妇女参军的军事法案。西蒙娜是赞成性别平等的，她认为妇女被召唤去保卫国家是很正常的事情。她把请愿书还给了他们，并声明：“这完全是民族主义。”这一意见引发了一阵冷笑，“民族主义”这个词受到了左翼学生的羞辱。这些人解释说这个法案和性别平等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在作思想意识上的总动员。对她而言，思想自由是非常神圣的原则，于是她在请愿书上签了名。
萨科和万泽蒂是两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因双重谋杀而被判处了死刑，这一事件激起了全世界的强烈抗议。西蒙娜是反对死刑的，她也在抗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她对政治活动并不感兴趣，她的将来始终都和文学紧密相连。她继续在日记中分析她遇到的人、生活中的各种事件，以及阅读的书籍。她希望人类是被理性控制，所有墨守成规的行为都令她厌恶，所有的派别观念都使她生气。她不信任那些她认为在追求“一些世俗狭隘目标”的社会主义者，厌倦他们的温和。她在图书馆注意到了一个比她年长一些的男学生，他总是穿着黑色的衣服，从来不和任何人搭讪。她走上前去和他搭话，他叫皮埃尔·诺迪埃，是左派杂志《精神》编委会的成员之一。“和诺迪埃的对话开启了我的思维，我向他提了很多的问题。” 诺迪埃是青年知识分子团体“哲学”的成员，通过他的介绍，西蒙娜认识了皮埃尔·莫朗吉、乔治·弗里德曼、亨利·列菲弗尔、乔治·波利泽尔。
乔治·波利泽尔对当时尚未有人研究的科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非常感兴趣。根据共产党的要求，他将专攻政治经济学。1928年他发表了《心理学基础批评》。他拒绝接受弗洛伊德对“无意识”所下的定义。波利泽尔认为，无意识仅仅只是“实际经验”后来存在主义者也使用这一术语来表达自己所赋予的哲学含义。：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总是多于我们能回忆起来的事情。精神分析学可以给这种或那种态度一种新的含义，但是，和弗洛伊德相反，波利泽尔认为“这第二次叙述”的意义并不是无意识，且并不是在主体产生内心想法之前就存在了。试图阐明自己观点的波伏娃接受了这个“实际经验优先”的理论，她是按照自身的感受来理解的。她从刚开始写作起就试图发现实际经验。
长着火红头发的波利泽尔十分年轻，他提出的定义在索邦大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对生活的定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粗暴的水手在取得胜利后在克里姆林宫的哥白尼挂毯上熄灭自己的香烟，这让你们害怕，你们不想听人提起，然而这就是生活！”
亨利·列菲弗尔和法国左派一样，是一个笛卡儿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他常常引证启蒙运动时期各种形式的进步、幸福、自由的哲学。1947年他发表一篇关于笛卡儿的论文，在论文中他肯定说《方法论》事实上是有革命性作用的。他认为，笛卡儿的唯心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前驱。再晚一点，1951年，法国共产党指出自己是笛卡儿哲学思想的合法继承者。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对建立在康德唯心主义和柏格森主义基础上的传统哲学并不感兴趣。他们在追寻一种能够从整体上解释世界并为他们的反叛辩护的理论。不久前发生的事情还存在着巨大的影响，当时的法国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派是各路精英、董事，或者就像阿兰所说的“大人物”；另一派则是相信功绩和才能的民主主义者们。虽然一战改变了法国社会，但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清晰界线并没有随之消失。在巴雷斯的读者们和爱德华·埃里奥的拥护者之间的争论还在继续。前者支持精英家族及遗产继承，后者则认为通过功绩、劳动、竞争和金钱进入社会最上层是合理的。
共产主义理论已经部分传入法国，但是马克思主义还不大为人所知。直到1939年，似乎那些领导者自己也都更熟悉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而不是卡尔·马克思的作品。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国人刚刚才了解到马克思的著作。一些小团体的大学生们，例如“哲学”圈子，在1928到1929两年间入了党。这些年轻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是通过黑格尔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大学里并没有站稳脚跟，很多知识分子都还不知道这种理论。
1927年出现了第一个归附共产党的团体，即超现实主义者们：安德烈·布勒东、路易·阿拉贡、保罗·艾吕雅、本雅明·佩雷。他们在共产主义理论中找到了一种全面反抗社会的形式。1933年布勒东被开除出党，阿拉贡成了共产主义大思想家。
波伏娃和让·米克尔《回忆录》中的让·马莱。成了朋友。让·米克尔曾经是阿兰的学生，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他对一切都感兴趣：电影、喜剧、绘画、音乐，等等。因为他，波伏娃才在波比诺发现了现实主义女歌手达米亚。达米亚常穿着一件黑色裙子，和她白皙的手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个巴黎都在谈论她。让·米克尔喜欢罗曼·罗兰，他让西蒙娜了解了罗曼·罗兰，且不费吹灰之力就使她归附了和平主义。
他把她介绍给阿兰的门生们，这些人在索邦大学组成了一个真正的小集团。他们经常阅读讨论他们的老师发表在《自由学派》或《新法兰西评论》上的文章。他们所有人都被共产主义吸引。这个小团体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西蒙娜·薇依。这两位后来分别创作了《重负与神恩》和《第二性》的作家当时在索邦大学上相同的课。西蒙娜·薇依穿着奇怪的服装四处穿行，口袋里总是露出一截《人道报》和《自由言论报》。她有自己的政治态度，她关注整个人类的苦难，于是，在信仰的驱动下，她成为雷诺公司的工人，加入为西班牙共和主义而战的国际纵队，之后又进入战时驻伦敦办事处。波伏娃想结识薇依，于是找她搭话。当薇依宣称唯一重要的革命就是使世界上所有人都有饭吃时，谈话变得激烈起来。波伏娃同样粗暴地反驳她说唯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人类存在的意义。西薇依尖刻地说：“您从来没有挨过饿。”她们之间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这个从不曾经历贫穷的医生的女儿和总是生活艰难的波伏娃之间还是存在互谅的基础的。
虽然和西蒙娜·薇依的谈话很短，但是波伏娃和她的新同学们的讨论却可以持续数日，有时甚至好几个星期，直到他们中有一方认输。波伏娃已经准备好迎接左派思想了。十四岁的时候她就读过沃拉贝尔的《两次复辟史》，这使得她倾向于他父亲所谴责的自由主张；而现在她又做了使母亲失望的事情，她在读让－理查德·布洛克的作品，此人已由信仰犹太人的救世主降临说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1928年3月，结束了哲学学士学位的学习后，波伏娃决定准备她大学毕业论文和大中学校教师资格证书的考试，这在当时是可行的。如果一切顺利，1929年6月，她可能就会拥有大中学校教师资格。对于她这个索邦大学的女学生来说这还是一个挑战，因为获得大中学校教师资格证书的人中十个有九个是出自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西蒙娜找到了莱昂·布伦斯维克——她曾上过他的研修班，并请他看自己的计划。莱昂·布伦斯维克和柏格森两人曾于192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莱昂·布伦斯维克并没有在192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疑为作者笔误。——编者注，他们俩对当时法国的哲学思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布伦斯维克在索邦大学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对康德主义的解释倾向于把哲学重新引向认识论，保罗·尼赞、让－保罗·萨特、雷蒙·阿隆、莫里斯·梅洛－庞蒂、西蒙娜·德·波伏娃等人都深受其影响。他说：“我们只了解由我们的意识构成的世界，没有超越了物质的感知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存在形而上学。科学发展迅猛，已经没有任何哲学客体不能用科学来研究了。”根据这种思想，哲学其实就是对人类活动的反映。对于喜欢“畅所欲言”的年轻作家来说，布伦斯维克的新康德主义确实非常吸引人。这个概念的另一面就是唯心主义和道德态度。布伦斯维克接受了爱因斯坦新的时空理论:“精神通过科学建立了现实，科学的主旨不在于制定概念或是推断出结果，而在于判断。”他认为，道德的进步表现在自我超脱、每个人都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上。他对学生们说思想就是判断，概念不是绝对，而是获得真理和构造现实的临时阶段。布伦斯维克为乔治·居尔维茨的书《当代德国哲学趋势》作序，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当时在法国并不广为人知的德国哲学。
他同意指导波伏娃的大学毕业论文。鉴于她已经学过普通数学，他便让她研究《莱布尼茨作品中的概念》。从那以后她就每天出入维克多－库赞图书馆，一边读莱布尼茨的作品，一边创作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