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她更加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女孩上大学在当时还是新鲜事。1929年，学习文科的女生有两千五百六十人，学理科的有一千零八十人。但就是在这群女先锋里面，也只有少数的人觉得自己足够独立并可以独自外出。
在蒙帕纳斯，艺术家、知识分子、外国人、女画家或是女作家示范了一种更加自由的生活方式。西蒙娜已经难以忍受苦行般的生活，她想加入到在咖啡馆露天座上激烈讨论的人群中去，她想走出家门，想参与社会的深刻变革，她觉得自己应该在其中发挥作用。
她十七岁了，觉得自己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她对大她两岁的表兄雅克有了仰慕之情。雅克是个俊美的小伙子，常常带着有钱少爷特有的苦闷出现在蒙帕纳斯的咖啡馆。雅克的祖父埃纳斯特·尚皮涅尔娶了西蒙娜的姨婆布拉瑟尔夫人的妹妹。爱丽丝为妻，这位姨婆常写些儿童故事。埃纳斯特·尚皮涅尔和他的姨姐夫古斯塔夫·布拉瑟尔一样，也参与了一些有风险的投机活动。他的儿子查理曾是弗朗索瓦丝的初恋情人，他在一次车祸中去世，离世时已濒临破产。他留下了两个孩子：女儿蒂迪特和儿子雅克。当时雅克刚八岁，他继承了蒙帕纳斯大道上的彩绘玻璃工厂。西蒙娜童年时就非常仰慕表兄。十三岁时，雅克的言谈举止已经像是个青年男子。他把西蒙娜看作一个“早熟的孩子”，同乔治·德·波伏娃平等地对话。他和姐姐以及一个老女佣一起生活在蒙帕纳斯大街的一间大宅里。父亲去世后，母亲也改嫁他人，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乡下。雅克常常晚上到波伏娃家来，帮助西蒙娜作拉丁语翻译。有天晚上，他在阳台上为她朗诵了《奥林匹欧之愁》，但是他更喜欢的还是马拉美晦涩难懂的作品。
雅克在绘画方面很有天赋，他梦想把监护人谨慎经营才得以保存的彩绘玻璃工厂变成一个革新全世界玻璃彩绘的艺术中心。他发现了萌芽状态的超现实主义，不断追随所有前卫的运动。在他的建议下，西蒙娜和艾莲娜参观了当地一些画展：布拉克、马蒂斯、毕加索以及所有新生代的绘画。“我经常去看展览……我一边在巴黎闲逛……一边细心观察身边的一切。”
雅克经常带她去圣·于尔絮勒会修女的工作室、旧鸽棚、拉丁语电影院和迪兰的工作间等这些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前卫高档的场所。他一个关系很好的认识让·谷克多的朋友，曾把一个剧本提交给迪兰。
蒙帕纳斯大道上的大房子就像是西蒙娜的避风港。她喜欢那里的大玻璃画廊，常在那里听表哥谈论艺术和他打算成为作家的计划，他也想从事写作。雅克和他的姐姐蒂迪特都很喜欢西蒙娜，西蒙娜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时才不会觉得自己是个怪物。而和其他堂表兄弟们在一起时，西蒙娜只会越来越强烈地觉得自己是怪物。雅克在资产阶级道德和放荡荒淫的生活间摇摆不定，他常去蒙帕纳斯的酒吧 “这些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神奇场所”。1925年，超现实主义者们常常在这条大街上喧哗，他们在这个区建立了两个法伦斯泰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幻想要建立的社会基层组织。——译者注，吸引了所有想要“改变生活”的年轻人。雅克·普雷维尔和马塞尔·杜阿梅尔刚向一位贩卖兔皮的商人租了间位于城堡街的带花园的独立小屋。马塞尔·杜阿梅尔当时是格洛伏诺尔酒店的经理，他后来成为伽利玛出版社“祸不单行”侦探小说丛书的主编。这个酒店位于塞纳河右岸，是他一位身为酒店业巨头的叔叔为他安排的这个职务。他负责布置这间小屋，接通了煤气和电。城堡街当时还是条破破烂烂的街道，没有煤气也没有电，里面都是些菜农和马车出租者废弃的房屋。伊夫·唐吉、雷蒙·格诺、米歇尔·莱利，罗贝尔·德斯诺斯、罗兰·蒂瓦尔、马克斯·莫里斯和他们的朋友们不分昼夜在这里聚会，他们朗读诗歌，听留声机里的爵士乐曲。格洛伏诺尔酒店给他们提供饮食。他们还带来了些流浪汉和妓女，故意激怒他们的邻居。阿拉贡在此居住过一段时间，他还为艾尔莎·特里奥莱的妹夫，即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组织了一次聚会。
超现实主义者在布罗梅街的法伦斯泰尔没有像这样去寻衅滋事。这是一所周围种满了丁香花的房子，已经摇摇欲坠了。朱昂·米罗和安德烈·马松在这里有自己的工作间。乔治·林布、米歇尔·莱利、安托南·阿尔托、阿尔贝托·贾科梅蒂、阿尔芒·萨拉克鲁、皮卡比亚、马克斯·恩斯特、约瑟夫·德尔代伊以及皮埃尔·纳维尔也经常出现在这里。
雅克常说起超现实主义者们的丰功伟绩。1925年，朱昂·米罗第一次举办画展时，所有的来宾都聚集到皮埃尔画廊前，午夜时分开幕式将在此举行。米罗身穿白色护脚套、条纹长裤、黑色西服上装，戴着单片眼镜接待客人，一派普鲁斯特式的文雅。警局以为这是一场政治示威，于是出面干涉。警察们已经对超现实主义者们的荒唐行径司空见惯。就在不久前，《法兰西信使报》在丁香园为诗人圣－波·鲁举行的宴会上，就曾有大打出手的场面。这是因为超现实主义的领导人安德烈·布勒东不喜欢女小说家拉歇尔德，而拉歇尔德又是《法兰西信使报》主编阿尔弗雷德·瓦莱特的妻子。宴会中，阿拉贡宣称超现实主义者都是革命派，他们总会向敌人伸出援手。拉歇尔德夫人回答说一个法国女人不应该嫁给一个德国男人。布勒东当即起身说这些言论侮辱了他的朋友德国画家马克斯·恩斯特，他还补充说：“拉歇尔德夫人已经烦了我们二十五年了，但是我们一直不敢告诉她。”随后，人们动起手来，水果横飞，玻璃器皿被摔得粉碎；布勒东拽下一个窗框，左右挥舞，而菲利普·苏波则抓住窗帘，用脚踢翻了好几张桌子。过往的行人也聚集了过来。当他们听到米歇尔·莱利大喊“打倒法国”和马克斯·恩斯特回应“打倒德国”时，聚集的路人也开始愤怒地抗议。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事态扩大了。莱利差点被群殴。警察把他带到警局痛打了一顿。第二天，所有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情。
时任法国大使的保罗·克洛岱尔对他们进行了抨击。超现实主义者们写了一封公开信来反驳他：“我们衷心希望战争、革命、殖民地暴乱来消灭你们所捍卫的西方文明和东方害虫……”
在塞尔日·德·贾吉列夫的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首演仪式上，布勒东、阿拉贡及所有超现实主义者们对他们认为背叛了超现实主义的两名同伴发起攻击。这两人是马克斯·恩斯特和朱昂·米罗，他们为这个资本主义的演出制作了布景。幕布一拉开，超现实主义者们便吹响喇叭，并在剧院楼厅散发传单。有名超现实主义者冲向英国大使夫人阿布蒂女士，拉她的裙子。愤怒的观众把超现实主义者们一个接一个扔了出去，在门口，贾吉列夫的秘书还赏了他们每人重重的一拳。
抢砸也是超现实主义活动固有的组成部分。他们常常冲进他们不喜欢的酒吧，砸毁窗户、酒杯和瓶子。
这些过激的行为使得西蒙娜异常兴奋，她是个厌恶温和的人。两年间，她的好恶已经定型，她接受了超现实主义学说。这些20年代的捣蛋分子公然反对天主教，《纽约时报》指出他们辱骂修女，朝教士们吐口水；他们宣告语言的毁灭，各种感官都十分混乱，甚至让他们绝望到自杀。有一些超现实主义者后来成为了西蒙娜的朋友，其中有米歇尔·莱利和格诺，她十八岁时，他们便教她如何反抗和提出问题。
1926年3月，西蒙娜以“优良”的评语拿到了文学学位证书，这是非常罕见的，所有人都祝贺她。雅克刚买了一辆汽车，他带着她去布洛涅森林兜风。西蒙娜的头发随风飞舞，她感觉到自己的心怦怦直跳，因为雅克刚刚对她说，一个女人即使拿到了学士学位，也还是可以非常有气质。他给她讲述自己喜欢的人物——伟大的莫尔斯，还为她朗诵了一首谷克多的诗。
在6月的考试过程中，她拿到了普通数学和拉丁语毕业证书，事实上她对数学和拉丁语都不感兴趣。梅西耶小姐建议她攻读哲学学士学位并准备大中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那个夏天格外漫长。波伏娃觉得自己非常凄惨，常常心烦得泪流满面。在格里耶尔城堡的一个晚上，她极度苦恼不安，觉得在此刻之外任何东西都不存在。意识到这种虚无后，她极为恐慌，想向母亲呼救，但是她却不能这么做。几天后，在梅里尼亚克，她住进了顶楼，在一盏鸽式油灯下动手创作她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
1926年，西蒙娜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哲学中。她读了柏拉图、叔本华、莱布尼茨、哈梅林和柏格森的著作。她还要准备参加哲学史和逻辑学合格证书的考试。哲学加强了她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能力。和夏多布里昂一样，她也因自己生活中的种种限制而烦恼，她只想能够赶快成功。春天，在索邦大学的图书馆里，她开始创作一部新的小说。她觉得很孤单，在纳伊的圣玛丽学院她也有些朋友，但是真正关系好的只有扎扎和雅克。雅克让她非常失望，他没有写作，他也永远不会写作，他革新彩绘玻璃艺术的计划始终都只是空想，从不曾付诸实践。他重蹈了古斯塔夫·布拉瑟尔和乔治·德·波伏娃的覆辙雅克·尚皮涅尔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成了流浪汉并酗酒，于四十六岁时死去。。
每个周日的上午，西蒙娜都会和扎扎在杜伊勒宫或是香榭丽舍大街见面。扎扎家已经搬到了贝里街，他们经常出门造访亲戚朋友家，自己家也常常是宾客盈门。伊丽莎白非常厌恶这种社交生活。她有很高的音乐天赋，本来可以成为一名音乐独奏家，但是她母亲反对。于是她听从母亲的意愿修了文学学士学位，她其实对此毫无兴趣。西蒙娜目睹了扎扎的才华受到压制和从反抗到顺从的过程，她为此感到愤慨。有时，非常爱读拉梅内作品的扎扎会说，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生育更为重要的了。西蒙娜在日记中问道：“怎么可能喜欢孩子胜过喜欢文学或者艺术呢？”
自从结识了伊丽莎白，西蒙娜便对她钦佩有加。长久以来，西蒙娜面对她时总会觉得自己“卑微”。十八岁时，她对扎扎的友谊不再伴随着痛苦，但是这并不能让她满足，她渴望新鲜，这让她难受。她觉得自己才是自己将来的主人，自己应该投身到社会中去。她借口参加社会小组的赈济会议，欺骗母亲允许她可以晚点回来，并得到了二十法郎。她去了莎拉·伯恩哈特剧院，买了顶层座位的票看俄罗斯芭蕾舞。这是反抗家庭沙文主义的象征性举动，她自愿四海为家。她第一次掌握了主动权，独自一人沉浸在儿时于罗通德咖啡馆上面的阳台上梦想过的夜晚的欢乐中。当时，丝绸、皮衣、钻石都让她陶醉，而今她自己也成了夜生活中的一员，谁都不知道她溜进来了。在这之前，父母就像个屏障，让她的世界黯淡无光。五岁后，她就从未有过如此眼花缭乱的生活。她又变回了那个被父亲称为“孤僻”的小女孩，快乐而又自由。
此后，她觉得自己有权为丰富类似的经历而撒谎了。她经常以参加社会小组的活动为借口，去看俄罗斯芭蕾舞，去听莫里斯·谢瓦利耶的音乐剧，去波比诺冒险，循规蹈矩的年龄已经一去不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