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我们不会浪费任何东西：哪怕是一小块面包、一截细绳、一张优惠券，或是任何一个可以无偿消费的机会。”家里是如此节约，以至于西蒙娜在游戏中都继续着“艰苦和节约”，她无法摆脱对浪费的恐惧。在学校，她开始把字母写得很小，小到只能勉强看清。她的作业本上不会留下一丁点儿空白。她的老师们为她这样的行为感到不安，她们以为这是早发性吝啬的信号。
战争期间，个人生活的艰苦和国家的困难是息息相关的。第二次破产，也就是鞋厂倒闭后，贫困已经让这个家庭不堪重负。1919年秋，他们不得不搬家，离开了瓦万十字路口的套房和位于罗通德咖啡馆上面的阳台，住到了雷恩街七十一号一栋没有电梯的楼房六楼。当得知再也不能在她的阳台上看林荫大道的景色时，西蒙娜大失所望：“我将与世隔绝，我被流放了。”
新家的厨房和书房的窗户都朝着消防兵营的墙，从家里只看得见屋顶，就连天都被分割成了几何形状。房间里光线不好，卫生间也没有自来水；他们用水桶提水上来，洗手池下面有个煮衣服用的桶，污水先倒在这里，然后乔治再将污水倒掉。
西蒙娜和艾莲娜同住在一个非常狭窄的房间里，那里除了她们的床已经放不下任何家具。只有被称为书房的房间可以烧木炭取暖，所有的家庭活动都是在这个房间里展开。弗朗索瓦丝极尽节俭之能事；剩饭剩菜加热后再吃；旧衣服织补过后再穿；衣服小了就放长折边；旧大衣也要翻翻面。如果不是要去做编织活或是为女儿们的衬裙做大花边，她从来不坐地铁或是公共汽车。由于生活拮据，她独自一人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自己搬走沉重的煮衣桶，搬炭和木块上来，跪着擦地板。1950年，西蒙娜在写给一位朋友尼尔森·艾格林。的信中描述了她当时居住的阴暗肮脏的套房和破旧不堪的楼梯。家务活使得母亲整天疲惫不堪，她怨恨这种约束，厌恶这种让她很不体面的繁重的劳动。她觉得这种劳动降低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很快，弗朗索瓦丝就由于劳累过度而无暇顾及自己的外貌。一天，她戴了一顶带短面纱的天鹅绒帽子，普佩特看到后着了魔似的喊道：“妈妈你看起来真像位漂亮的夫人！”她坦荡地笑了，“她已经不再炫耀自己的高雅。她忽视自己和女儿们的身体甚至到了不讲卫生的程度”。
她相信学业是女儿们最后的希望，因此她尽量不要西蒙娜和普佩特帮她做事。西蒙娜的任务只是磨咖啡和每天把垃圾桶拿下去。垃圾桶太小了，总会有些果皮、油腻的纸张散落在外面，她必须强忍住厌恶把这些东西堆到一起然后把所有的垃圾都倒进大垃圾箱里，大垃圾箱总是满满的，她要把垃圾压下去，还要小心被门房责骂。另外，她还要把旧报纸裁剪成方块用线穿起来挂在卫生间里。
弗朗索瓦丝教导女儿们美德与修养比金钱更为重要，她让他们读的不是《叙泽特的一星期》，而是《圣诞之星》，这部作品提醒读者即使身处贫困也要保持美德。她和她的丈夫坚信，教育会让她们出类拔萃。虽然全家都在贫困中挣扎，西蒙娜还是深信他们“在精神上，也因此绝对地”比社会上其他人都要优秀很多。乔治也援引爱德蒙·罗斯丹的话：“我，是在精神上非常高贵的人。”
鞋厂倒闭后，乔治一个名叫肖邦·德·让夫里的表兄为他在《高卢人报》谋得一份差事。他的工作就是寻找在市场上发行新股票的公司，并建议这些公司在他们的报纸上作付费广告。如果被拒，他就小心翼翼向他们暗示，报纸将在读者面前诋毁他们。这种敲诈使得他勉强维持生计。这个热衷于上流社会生活的男人曾经把风度看得无比重要，如今却常常“发泄因社会地位降低带来的愤怒”在《上流社会人名录》中，他的职业一直都是法院律师。。他不能忍受自己混迹于一个他认为低等的阶层，并且把这种愤怒情绪用一种攻击性的行为表现了出来。在公共汽车上，他辱骂那些乘客；在公共场所，他傲慢地批评一切。他使用那些他认为平庸低级的人群的语言，甚至比他们更为庸俗。“他尽力让自己显得粗俗，以至于最后除了他自己所有人都认为他本来就是个粗俗的人。”他给西蒙娜留下了“故意忽略”财富和成功的印象。他装出一副怀才不遇的样子，认为自己“是某种灾难的受害者”。他给孩子们列举的都是地球上最有名的天才，但是“他们过人的天资让他们犯错”。维克多·雨果、左拉、阿纳托尔·法朗士都是他讽刺的对象，他在铺有已被磨得露出线头的化纤地毯的房子里讽刺他们。他评论他们的文笔和思想，并“对他们的谬误展开从容公正的评价”。他讲起话来慢条斯理，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他的妻女已经完全被他俘虏，听着他展开 “难以捉摸的漫无边际的思维。所有的人和物都要在他面前接受最终审判”。
在政治上，他属于极端右派。他认为，外国佬和犹太人使法国文化正在走向死亡，但是同时造成这种现象的还有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无稽之谈：人权、和平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他当众辱骂全世界。
他对戏剧热情不减，但是由于和以前大部分熟人都断了联系，他只能去让诺先生这个“基督教戏剧的狂热爱好者”的教养院登台表演。他还让当时极为可爱的普佩特同他一起演出。在徳西尔学校的舞台上，西蒙娜曾经扮演过童年时期的塞维涅夫人，但在一次参加过富有表兄家的宴会后，她就拒绝再次登台了。乔治为那次宴会写了一出诗体时事讽刺剧。她要穿着西班牙式的衣服卖弄风情，边摇扇子边抛媚眼。当时普佩特是节目主持人，她穿着一个很大的绢网裙子，上面布满了星星状的图案。波伏娃用《弗里库利－弗里库拉》的曲调唱着：
一位可人儿朝我们走来，
她神气活现 （重复）。
这就是巴塞罗那潇洒的人儿，
她迈着西班牙步伐 （重复）。
她局促不安，觉得自己十分笨拙，从那以后她就更愿意当观众观看父亲和妹妹的演出了。
多亏了亚历山大·瓦格斯，他们家还能听到后台的喧哗并得到剧院的优惠券。乔治于是再次变得彬彬有礼口若悬河：“少有的几次——当我们去剧院看戏，还有他奥德翁剧院的朋友把他介绍给某位著名的女演员时——他又恢复了上流社会的优雅。”至于西蒙娜，《西哈诺》让她哭泣；《雏鹰》让她呜咽；《布列塔尼库斯》让她战栗，她已经完全被舞台的魔力征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