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这个话题里，朱自清拈出一个“匆匆”，作成一篇好文章，丰子恺则拈出一个“渐”字，作成一篇好文章。《渐》是《缘缘堂随笔》的开卷首篇，在所有的丰子恺散文选本中都是必录的首选。就是在这第一篇里，丰子恺业已为自己平生的文章定下了调子，入渐知微，这便是丰子恺全部文字的品貌和格调。
“渐”是时间上的“微”，“微”是空间上的“渐”，都是点滴细碎之意。但是，“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抓住了“渐”就抓住了时间，抓住了“微”就抓住了空间。他说“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引用英国诗人的话，说“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丰子恺在谈论哲学命题，不期然地，有意无意地，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文学态度、文学精神和文学内容。终其一生，丰子恺都在用力用心表现细碎的东西，却正是在细碎中传达了人生的社会的意义，或者说“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丰子恺比较喜用的概念。
不曾在致力细碎事物上取得成功的作家，不外犯了三种错误。其一，他不曾留心细碎的事物，没有认真摩挲过咀嚼过它们，所以无法表现它们的生动；其二，他不会挑拣细碎的事物，误把浮屑当作细碎，所以没有省略的功夫；其三，他没有发现细碎事物中藏着的意蕴，却喜欢硬将一些额外的道理指派给它们，强迫它们负载。那么，一个着力于细碎事物而成就为被人难忘的作家，一定有三大本领：一、他能够在举手间将细碎事物的生动活画出来；二、他有挑拣的功夫和省略的本事；三、他能够表现细碎事物本身的意蕴，是道理，便讲道理，是意趣，只说意趣。而最重要的，却是要耐得住细碎。有些题目，别的作家是不会着手的，哪怕心中有感兴，也会觉得它的不雅不文学不足道。丰子恺却能将这些被漠视的细碎题目写出来，鲜活生动而富含意蕴。如果其中有道理，他也会先静下心来描写、叙述，再顺水推舟式地点示它的意义，点到为止，并不没完没了地大发议论。如果只有意趣，那么他会任意趣自己细碎地透示出来，绝不另外发言。《吃瓜子》一篇，丰子恺用了那么多的细密的功夫描写、叙述，说掌故似的娓娓道来，最后才议论到中国人用吃瓜子打发时光的可怕来，以致我们耳边果真有不绝的“格、呸”“的、的”之声，比高论有力得多，将无聊的事物用有趣的文字指示出来，真是好手段。《湖畔夜饮》写丰与郑振铎老友重聚畅饮老酒，写得那么天然，那么生活，没有一点多余的浮屑，也没有加进一点额外的议论。有一些怀旧的丝缕，却没有通常的文学感伤，以记事写情谊，那么温良和煦的干净文字。类似篇目，还有《野外理发处》、《半篇莫干山游记》、《作客者言》、《山中避雨》，都是耐读的名篇。
丰子恺因为喜欢数学家苏步青的一首诗，品咂不已，所以引出下面一段话：“别的事都可有专家，而诗不可有专家。因为做诗就是做人。人做得好，诗也做得好。倘说做诗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诗，就好比说做人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人，岂不可笑?”是一段妙论，但如果把“诗”换成“散文、随笔”，可能更恰当更成立。散文是最少形式感的东西，写得不好，或者我们还有闲话去批评它，写得好，除了说好，之外的拆解分析议论，都会显得多余和无聊，合理的，只有说他人做得好。丰子恺的人做得很好。
丰氏三十二岁那年写出一篇《秋》，说自己在立秋之后过了两年，“心境完全转成一个方向，变成秋天了”。同年，他开始蓄须，从面相上看，丰有一张娃娃脸，蓄须之后，添了一些老人气。他自己也说有二重人格，一方面是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言语中，他是偏向儿童，排斥老人的，但我以为，做人似乎不妨兼备这两种本色和气质。一味儿童气，会过于烂漫，滑向可笑；一味老人气，也会过于苍凉，滑向可悲。互相修正，倒可以成就长久一些的赤子本色，至少，文章会更成立一些。
丰子恺擅画儿童、擅写儿童，是大家都知道的。天下人没有不喜欢儿童的，但丰却能由热爱、亲近而理解，以致把比成人世界更广大自由的儿童世界摹写出来。他又能用余墨写到成年世界的必然降临和儿童黄金时代的必然终止，这种老人气也很必要，至少是文章避免了通常的矫情。比方《忆儿时》，他摹写自己儿时的快乐，养蚕、吃蟹、钓鱼，却又“老人气”地说那不幸都是杀生之取，要永远忏悔。我以为，这种怀恋和这种不忍，都是真实的，它们的并置更调和更人性，缺少某一环，便不是丰子恺了。
丰子恺的随笔，通常都比较短，有时就觉着不过瘾。《辞缘缘堂》比较长，有一万多字，可以弥补这种遗憾。两篇同题的，《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都比较短。丰子恺为“缘缘堂”作传，是在它被战火毁灭之后了。“缘缘堂”得名于1926年，挂牌于上海江湾永义里丰宅，真正的“缘缘堂”落成于1933年，在丰的故乡嘉兴石门湾。“合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的缘缘堂，尽出于丰本人的设计。丰氏的忆堂文章，两处细碎最感动我，一段是，“冬天，屋子里一天到晚晒着太阳，炭炉上时闻普洱茶香。坐在太阳旁边吃冬舂米饭，吃到后来都要出汗解衣裳。廊下晒着一堆芋头，屋角里藏着两瓮新米酒，菜橱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星期六的晚上，儿童们伴着坐到深夜，大家在火炉上烘年糕，煨白果，直到北斗星转向”。这一段，要比天井里的芭蕉、樱桃、蔷薇，屋里四壁的书卷，院外的叫卖，还要令人难忘，这是家常的味道；还有，“儿女们曾统计过，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斗”，这么细碎的一句，便递出了怀恋之深切之绵长。
《辞》是《避难五记之一》，“之二”的《桐庐负暄》亦长亦好。丰的战时好文字，还包括一卷《教师日记》，1938年10月起，迄止1939年6月，细碎之外又添种种风趣。建国后，经得起重读的散文比较稀少，丰子恺却一如既往地留心细碎，不过，到《阿咪》出来，终于受到批判了。如果是“小资情调”一类帽子，还说得过去，却说它影射毛泽东。因为文中有一只猫，名“猫伯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那是1962年的事。再经过“文革”的牛棚和更严厉的专政，1972年，丰子恺却在私底下写出并编订他的怀旧的《缘缘堂再笔》。《再笔》是丰氏平生最炉火纯青的文字，可与鲁迅的《朝花夕拾》比美。《朝》还有诗意的笔墨，《再笔》却是很纯粹的纪事，那内容在他胸间沉淀了近半个世纪，历练了近半个世纪，翻出来，清淡又浓烈。《再笔》的发表，则要到十多年后。
丰子恺的文章，还包括他的谈音乐、美术的随笔风的著作，还包括他自日本古文译的《源氏物语》、由俄文译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都是上好的丰氏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