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组对“蚁族”的心理状况进行了研究，运用国际通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消极完美主义量表、满意度量表、应对方式量表、社会政治控制量表等，对该群体心理健康状况、完美主义人格、社会政治控制、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和应对方式等六方面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课题组对SCL-90所包括的9个因子：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因子分平均值进行了统计分析，从高到低依次为；强迫均分2.05、人际关系敏感均分1.82、抑郁均分1.75、敌对均分1.74、偏执均分1.74、焦虑均分1.72、精神病性均分1.66、躯体化均分1.46和恐怖均分1.45。分值呈现的状况表明，“蚁族”目前正处于身体状态最好的年龄段、自我效能感较强，导致躯体化、恐怖等分值较低。同时，“蚁族”正处于从校园人到社会人的转变期，社会支持与生活事件对“蚁族”的影响相对较大，导致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和焦虑症状等均分相对较高。
将上述分值与全国成人常模比较后发现,“蚁族”在强迫、抑郁、敌对、人际关系敏感、焦虑、偏执、精神病性等因子上均分高于正常成人值，显示“蚁族”心理状况呈现亚健康水平，心理问题不容乐观。
2．从整体心理健康状况来看，“蚁族”正处于从校园人到社会人的转变期，社会支持与生活事件对该群体的影响相对较大。“蚁族”的工作非常不稳定，许多人都在不停地换工作以追求更好的职位。工作的频繁更换使他们长久保持在一种高唤醒水平状态，对各种学习信息及招聘信息的高需求导致他们对信息非常敏感，从而使他们有规律、强迫地关注某些问题，这可能成为强迫因子分较高的原因之一。同时，他们的收入相对较低，各种社会福利和保障都相对缺乏，这样的状况会造成高焦虑且相对比较敏感的现状。此外，“蚁族”敌对因子得分也偏高，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1）“蚁族”刚踏入社会，感觉到社会的现实与自己书本中、想象中不相符，难免就会对社会不满，对各种政策各种社会事实带着潜意识的抗拒；（2）“蚁族”大学时是“天之骄子”，但随着高校招生规模逐年扩大，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蚁族”的失落感骤然增强，这种失落感会令“蚁族”的认知和情感趋向负面。
3．“蚁族”完美主义人格倾向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自我期望较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极高的成就；所定下的目标远远高于周围人群；比较倾向于理想主义。“蚁族”主要是毕业五年内的大学生，刚接触社会，处于为梦想奋斗的初期。尽管“聚居村”的条件艰苦，但他们拥有着较高的目标和期望，仍然愿意留在这里为自己的理想和未来拼搏。这样的心理状态和人格倾向，使得个体在奋斗过程中当期望与现实产生巨大差异时，在心理层面极易产生相对剥夺感，而这种剥夺感会影响到个体的身心健康状况，比如出现焦虑、抑郁情绪或敌对感等。
在目前的社会现状和背景下，“蚁族”很难在短期内实现他们的理想和愿望，他们会在持续的挫折感中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而“蚁族”聚居生活的状态，很可能会使这样的认识和情绪广泛传播，形成群体认同。如果没有合理的宣泄途径，将会对该群体自身和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4．“蚁族”的个人社会政治控制感高于一般大众水平，即“蚁族”的社会政治态度比一般大众激进或偏激，这与该群体认为自身政治地位较低和对自身民主权利不满意有密切关联。此外，近几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不稳定的工作状况导致“蚁族”生活窘迫，人生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与预期相差较远，这使得他们感受到较为强烈的挫折感，因而倾向于拥有较高的“对社会事件和环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5．“蚁族”社会支持的状况不理想，得到的社会支持极少，甚至低于全国10个城市的平均水平，“蚁族”中仅一半人对自己人际交往状态表示满意。在与“蚁族”交往最亲密的人中，朋友占70.3%，亲人占24.62%；他们与朋友日常联络使用最多的方式是电话，说明最亲密的朋友可能并不在身边，就近的交往状态可能广却不深，因此总的社会支持状况低于一般水平。
此外，“蚁族”中女性成员的社会支持状况相对优于男性。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多使用了自身主、客观社会支持源。
6．在生活满意度方面，“蚁族”的状况不容乐观。“蚁族”的婚姻状况、性生活状况以及家庭经济收入是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蚁族”的生活满意度显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对经济收入最不满意，对人际交往最满意。“蚁族”抱怨最多的是经济收入、社会福利，职业声望等，与此同时，他们对人际交往的满意度较高，对经济收入最不满意主要在于该群体对收入的预期较高，有高达74.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与其预期不相符。
对生活的预期乐观，但对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不抱以信心。79.2%的受访者都乐观地认为未来三年内的总体生活状况会有所改善。但是对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这两方面，大多数受访者（政治地位：55.9%，民主权利：51.3%）则不抱以乐观预期，认为不会有多大改善。
7．在应对方式上，“蚁族”选择最多的是网络曝光和媒体曝光，其次是“上访”、“公开集会”、“联合亲友对抗”、“发牢骚”和“忍受”，赞同度最低的是 “罢工”和“游行示威”。“蚁族”作为“80后”社会群体，其对网络的熟练程度是整个社会中最高的一个群体，其在利益表达时会自然而然地利用网络这一工具来进行，从网络上汲取信息然后经过个人加工后再反馈到网络空间中去。2008年网络舆论威力已然显现，作为“草根力量”登上舞台象征的“烟照门”、“考察门”、“六个警察打死一个人”以及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等也给“蚁族”运用网络手段表达自身利益以很大的想象空间。
赞成用“上访”和“公开集会”表达自身利益的方式仅次于“网络曝光”和“媒体曝光”。需要指出的是，“蚁族”对总体生活状况越不满意，则他们越不赞成用“罢工”的方式来表达自身利益。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特殊体制与西方不同，罢工运动在中国出现得很少，而且效果也不理想。
同时研究也表明“蚁族”在应对方式方面无性别差异，他们的教育程度、家庭背景、成长环境等都对其采用何种应对方式没有显著影响。但该群体的人格、心理健康以及社会支持状况都与他们采取的应对方式显著相关。
目前该群体的应对方式需要引起重视。应对方式是个体面临应激情景时为减少压力或伤害而做出的认知或行为努力，是个体面临挫折和压力时应激性的反应。现今“蚁族”正处于高就业压力和高期望值导致的挫败感之中，如果这种挫败感得不到适宜的调节或合理的归因，很容易导致该群体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因此，应当重视调适“蚁族”的挫折心理，引导他们对目前的挫折进行合理归因，从而保证社会的安定和谐。
综上所述，“蚁族”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消极完美主义特质明显，大多数人对生活状态不满意，社会支持较低，社会政治控制力相对较高，且个体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心理层面的相对剥夺感。这与该群体目前面临的较高的生存压力，频繁更换工作或找不到自己理想工作的现状是密切相关的。尤其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严峻的就业形势及压力，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冲击着他们的内心。因此，应当对“蚁族”心理健康状况给予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