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现象的产生，既有国家就业形势严峻的原因，也有我国户籍制度的因素；既有“聚居村”本身个性的问题，也有城乡结合部共性的问题；既有大学毕业生本身个性的问题，也有流动人口共性的问题。
1．宏观原因
（1）大城市的吸引力。根据社会学家芒福德的观点，大城市就像是一个磁体，吸引着数以万计的人才和各种资源汇集到一起，特别是大城市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市的魅力和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目前，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我国一些大中城市，其经济活力和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与一些小城镇或西部的城市相比，可以为大学生提供更为优厚的待遇和更好的发展空间，毕业生当然会尽可能地选择留在大城市或者到沿海地区就业。课题组研究发现，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大城市中均有大规模的“蚁族”存在。另外，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客观影响，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大学生都倾向于留在城市工作，这无疑更加剧了大城市的磁体效应。以北京为例，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后，在其巨大的吸引力感召下，京内外的大学毕业生普遍认为在北京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去外地工作则会增加发展风险，因此更愿意在北京工作。
（2）我国就业形势的变化。2003年初，当时我国首批扩招大学生进入社会，与下岗再就业职工和民工潮汇聚成就业洪峰，造成我国就业压力空前增大。此后，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便连年增加，2004年为280万，2005年为338万，2007年为485万，到2008年达到599万人。据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统计，2009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将在2008年599万的基础上再增加50万左右，达到650万人。而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正经历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在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必然出现大学毕业生滞留现象。
（3）我国就业政策的调整。2002年3月，教育部、人事部、公安部、劳动保障部共同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有关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大学毕业生，学校可根据本人意愿，其户口两年内可继续保留在原就读的高校，待落实工作单位后，将户口迁至工作单位所在地。一方面骤然严峻的就业形势，使有一部分学生不得不待在大城市寻找考研深造或其他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国家就业政策，也为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大城市提供了政策支持。
（4）大学生择业观的相对滞后。1998年开始的大学扩招，使我国大学入学率在短短七八年内达到了21%，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的目标，按照国际标准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因此这也必然要求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让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进入普通劳动者的行列。针对这种情况，200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和鼓励大学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中办发[2005]18号)，要求地方党委、各级政府部门进一步完善毕业生就业政策和服务体系，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统筹协调、部门全力支持、社会共同努力”的毕业生就业工作新体制，建立责任明确的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与运行机制，采取各项措施扫除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障碍，努力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和创业环境，使大学毕业生尽快地找到适合的就业岗位，或者尽快地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但是很多学生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转变，越是人才饱和的发达地区或大城市，前去择业的就越多，反之，越是急需人才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或农村越难招到人才。“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落后地区出来的大学生宁可在大城市里做“漂一族”，也不愿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
（5）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差异。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存在很多体制性阻碍，也是导致“蚁族”出现的原因之一。近年来，社会对大学生需求的增长速度并没有赶上大学毕业生增加的速度，而对能够作为初级工人、高中和职专毕业生的需求却有增无减。这说明，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大量接受了大学教育而没有一技之长的大学生面临着就业尴尬局面。此外，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因致力求全而有部分雷同。大学毕业生就业已经社会化，实行自主择业，但市场需求情况并没有及时成为专业设置、招生人数划定的风向标。招生部门只按照办学设施和师资力量等基本条件负责招生，这就造成了学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错位，专业供需矛盾突出，导致大量大学生就业出现困难。因此，高校教育体制机制与社会需求的差异，是形成“蚁族”的潜在原因。
2．微观原因
（1）房租低廉，交通便利是“蚁族”形成的客观原因。随着中心城区和近郊区各项管理措施逐步到位，流动人口必然向周边环城带地区迁移。同时由于环城带地区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可开发利用土地相对较多，开发建设速度加快，就业、创业机会亦相对较多，加之这些地区大量合法和违法建设的出租房屋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此落脚成为可能，势必在此形成聚居。课题组在“蚁族”聚居较多的昌平区沙河镇调查了解到，该村农业转制基地于2006年10月建设完毕，盖有大量房屋，其主要建筑面积20平方米，一室带厨房、厕所，建成后便在互联网上发布出租房信息，房租为200元左右/月。由于其房租费用较低，交通离市区较近，相对便利，居住条件适合部分大学毕业生所需，于是便有部分大学毕业生从北京各地前来租住，产生了“聚居村”。
（2）追求群体间的认同是“蚁族”形成的主观原因。大学毕业生刚刚步入社会，熟悉的人群能给其以较大的安全感。因此，他们往往在毕业前夕和师兄师姐联系，希望与他们居住在同一区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聚居村”。这时的“聚居村”就像一个相对熟悉的港湾，毕业生那疲惫的航船要在港湾中抛锚、躲避。不论港湾同意接纳与否，也不管港湾是否能够承受，寻求庇护的航船扎堆似的往里挤。课题组在海淀区唐家岭“聚居村”调研时发现，许多“蚁族”成员都在“聚居村”内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和交往圈，圈子里的人大都是自己的同学或老乡。
（3）对独立生活状态的追求，导致了少量在校生选择在“聚居村”居住。其中，有些在校大学生是出于性格缺陷而在“聚居村”居住。这部分学生或者不善于处理同学关系，或者不习惯集体生活。选择在校外租房居住，既清静又省事。由于高校学生来自不同地区，室友们在生活习惯、卫生习惯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差异，因而在集体生活中往往难以相融，甚至产生矛盾或纠纷。于是一部分同学便怀着“惹不起、躲得起”的心态避而远之，在校外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空间。
还有些在校大学生是与恋人同居，营造“二人世界”而选择在“聚居村”居住。目前在校大学生谈恋爱的较多，而且大学生中同居现象较为普遍。毕竟学校有自己的规章制度，集体宿舍显然不允许，也不适合这些同学“过自己理想的生活”。为了有更多单独相处的时间，在校外租房居住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
此外，还有部分学生是为了寻找学习环境或为就业需要而在“聚居村”居住。由于民办大学是以自考为主的高等教育机构，一些想拿文凭的学生，为抓紧时间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觉得集体宿舍满足不了自己的需求，只好自己寻找住房。许多民办大学毕业生未找到工作，为了就业需要滞留在“聚居村”，主要在于交通方便，便于在京找工作；再加上房租便宜，所以居住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