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urbon with a Bourbon Chaser
雷蒙德·钱德勒为派拉蒙公司的艾伦·拉德量身定做了剧本《蓝色大丽花》（The Blue Dahlia，1946），他认为艾伦·拉德是“小男孩理想中的硬汉”［16］。同时，他对洛杉矶近乎全景式的典型利用引人回想，并设法把他对战后美国的犀利评论包含其中。为了体现他小说一贯的精髓，派拉蒙拍摄了像日落大道（Sunset Strip）、马里布（Malibu）、格里菲思公园天文台(Griffith Park Observatory)、好莱坞公交车枢纽、卡汉加大道（Cahuenga Boulevard）上的“便利店群”（canteen row）这样的外景。一个叫“R. 麦高恩”（R. McGowan）的未署名作家也短暂地参与了编剧，但最终成片还是打上了钱德勒式场景和语言风格的鲜明烙印；事实上，这是他唯一的原创电影剧本（不包括没有拍成电影的《重播》［Playback］），并为他赢得了第二个奥斯卡提名。然而，几乎从一开始，《蓝色大丽花》就是一个困阻重重的项目，不得不做重大改动，并给它的作者带来了真正的人身威胁。
据制片人约翰·豪斯曼说，主要的问题是钱德勒自己，他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几乎半死。豪斯曼在他那迷人优雅的回忆录的第二卷《前台与中心》（Front and Center）里声称，1944年年终的某一天，脆弱到快要崩溃的钱德勒拿着120页未完稿的小说来见他，这些文字可以非常容易地改编为剧本。［17］豪斯曼和他的联合制片人约瑟夫·P. 希斯特罗姆（Joseph P. Sistrom）立刻建议派拉蒙为几个月后将重新应征入伍的艾伦·拉德买下版权。108钱德勒被聘为本片编剧，交易达成后48个小时之内，影片就上马了。豪斯曼回忆道，钱德勒“在三星期内完成了前半部分剧本——大概45分钟的电影，平均每天四到五页”（137）。公司顺利地选定了演员，电影马上就开拍了，进展比预期的快得多。随着时间的流逝，唯一的困难就是钱德勒的后半部剧本进度缓慢。豪斯曼说：“雷的问题是剧本（和书一样）没有一个结尾。”（139）
据豪斯曼回忆，在开故事会议的时候，钱德勒“看上去魂不守舍，点着头，很少说话”（140）。结果，片厂总经理亨利·金斯伯格（Henry Ginsberg）与钱德勒进行了私人会谈，告诉他，派拉蒙的整个未来就在此一搏。金斯伯格为完稿的剧本开出一大笔奖金，但这仅仅适以动摇钱德勒原已脆弱的自信，并让他觉得自己视为“同窗好哥们”（141）的豪斯曼正在被出卖。钱德勒提出了辞呈。然而，没过多久，他又向豪斯曼提了一个奇特的建议：如果允许他在被监督的情况下喝威士忌，他就可以完成剧本。
豪斯曼竟然同意了。他和钱德勒去了一家高级餐厅，在那里，作家畅饮了三杯双份马提尼和三杯双份斯汀混合酒。然后，制片厂派出了两辆豪华大轿车、六个秘书、一个护士和一个医生到钱德勒的家，这个烂醉如泥的作家就这样写了八天剧本，从未吃过固体食物，但手边总是放着一杯波本酒。他完成了剧本，但他的健康也严重受损。（意味深长的是，在剧本最终稿的开头，三个角色走进酒吧，要了“波本酒，加波本追水”，而这场戏的结尾，三个人中的一个问道：“刚才是不是有人说要喝波本来着？”）
这则逸事比豪斯曼在他回忆录的第一卷中所讲的类似故事更令人惊心、更具悬念，在那个故事中，豪斯曼回忆了他对在写《公民凯恩》剧本期间酩酊大醉的赫尔曼·曼凯维茨的看护。不幸的是，这两个故事都不完全真实。豪斯曼似乎忘记了，奥逊·威尔斯也是《公民凯恩》的共同编剧，而钱德勒早在《蓝色大丽花》电影刚上马时就写出了一个绝佳的结尾。钱德勒的问题并不是才思枯竭，而是来自美国海军，他们拒绝批准这部电影，因为杀手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退役军人（在完成影片里，这个人物由威廉·本迪克斯饰演）。109为此，派拉蒙拒绝接受原来那个结尾。换句话说，豪斯曼是审查制度的同谋，要求钱德勒改写剧本并做出妥协。因此毫不奇怪，钱德勒变得如此疏离、缺乏灵感，以及嗜酒。
其后的历史学家们基本沿袭了豪斯曼的说法，仅做了些许修正，甚至在他们承认钱德勒本想让一个从战场归来的海军老兵变成一个无意的杀手时亦是如此。［18］但是，电影学院图书馆的记录表明钱德勒在签署这个剧本协议后仅数周，即1945年1月18日，就提交了《蓝色大丽花》的完整剧本，包括结尾处那暗示性的对话。这个版本非常阴郁，具有社会现实主义的风格，很像一部黑色版的《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年代》（The Best Years of Our Lives）；尽管写得仓促，但种种迹象表明，钱德勒对它所提供的可能性感到相当兴奋。“不到两个星期，我就完成了九十页的原创故事，”他告诉《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的查尔斯·莫顿（Charles Morton），“这是一个实验，而对于一个从小受编故事之苦的人来说，这更是一个启示。这个东西的有些地方是好的，有些则相当不怎么样。”（转引自MacShane，The Life of Raymond Chandler，115）
在剧本开篇，钱德勒称《蓝色大丽花》为约翰尼（Johnny）、乔治（George）和巴兹（Buzz）的故事——这是三个归来的老兵，代表了我们经常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片中见到的社会阶层截面。这三人是“一个被执行了太多任务的轰炸队的最后幸存者”，由于伤情或重压被提前遣返。约翰尼的视力开始衰退，乔治无法集中注意力，而巴兹的颅骨里则留着一个弹片，使他经常头痛和昏厥。更糟的是，他们所回归的这个世界很难说比他们在海外离开的那个好。战前，约翰尼是一家南加州石油公司的“检测员”，和妻儿一起住在五居室的房子里；在他离开的这段日子里，他的孩子得白喉死去了，他的妻子卖了房子搬到洛杉矶，并成了一家日落大道夜总会黑帮分子老板的临时情人。乔治是一个挂牌律师，但他既没受过很好的教育，也不成功，他的女朋友离开了他。巴兹是他们三个中最无产阶级的一个，回家后却发现酗酒的父亲已抛弃了母亲，而她只能在赤贫中艰难度日。
钱德勒原始剧本中的情节设置和完成影片大致相同，除了在前者中，巴兹谋杀了约翰尼的妻子，然后遭遇昏厥，110从而忘记了这件事。钱德勒显然想写一个希区柯克式“冤枉的人”的电影，包含了约翰尼和巴兹之间的罪行交换（exchange of guilt）；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是想让所有主角看上去像是普遍社会病（social malaise）的替罪羊。故事的最后，夜总会的老板埃迪·安塞尔（Eddie Ansell，电影中叫埃迪·哈伍德［Eddie Harwood］）承认了自己并没有犯下的罪行，并被警察枪决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想保护他那不和的妻子乔伊丝（Joyce），而后者早在之前就为保护约翰尼承认了自己并没有犯过的罪行。安塞尔死后，警察结了案，随后是约翰尼和乔伊丝的简短爱情场面。第二天，我们看到乔治和巴兹在他们的公寓里，而隔壁吵闹的收音机声开始困扰巴兹。约翰尼和乔伊丝来了；乔伊丝戴着安塞尔的商标——一朵蓝色大丽花——“作为一种姿态”，而在他们交谈的过程中，她用手指拉着花朵。巴兹看在眼里，越发心烦意乱。突然，他开始疯狂地自言自语，躺在了睡椅上，很像一个接受分析的病人。在他朋友们的注视下，他似乎幻想出谋杀的场景，最后累得睡死过去。这个剧本以他那两个战时兄弟的冷酷反应结尾：
他们坐在那里看着他。他的眼睛闭着，开始深深地呼吸。
约翰尼（对乔治）：好吧，够了。希望他永远不会记起来。
乔治：他想让他的母亲过上好日子，他想让她有自己的家。他想要很多东西。可现在他要待在铁窗里了。
约翰尼（低声地）：希望他永远不会记起来。
结束［19］
钱德勒告诉詹姆斯·山多（James Sandoe）：“海军部对这个故事所做的，就是让我换个凶手这样的小事情，从而让一个颇具创意的点子变成一个常规的侦探小说。”（转引自MacShane，The Life of Raymond Chandler，117）但是海军并不是唯一的审查者。布林办公室同样关注，因为钱德勒把由艾伦·拉德饰演的约翰尼塑造成巴兹的“翻版”——一个训练有素的杀手，在重压之下易于做出疯狂的暴行。在剧本的最后一稿中，钱德勒细致地描写了约翰尼如何“修理”一家圣莫尼卡廉价旅店的夜班经理科莱里（Corelli，霍华德·弗里曼［Howard Freeman］）。约翰尼在科莱里的手背上把香烟摁灭，一拳打在气管上，这是“一个令他站不稳的重击”，然后再用一把枪“密集地暴打他”。当枪打在科莱里的鼻子和两颊时，给了他一个脸部特写：“血喷涌而出。111科莱里的眼神变得呆滞。手枪打碎了他的下巴。科莱里摔出镜头之外。当他倒在地板上时，发出轰然之声。”(Chandler,《蓝色大丽花：电影剧本》［Blue Dahlia: A Screenplay］,90)在后来的一个场景中，约翰尼在被人打晕，被运到一个废弃的农舍之后，制伏了哈伍德的犯罪同伙、带着厚眼镜片的利奥（Leo，唐·科斯特洛［Don Costello］）：
B-129 近景——约翰尼
约翰尼的手臂卡住利奥的脖子……他的手向上移，拇指伸展。伸向利奥的眼睛。
B-130 大特写——约翰尼的脸
弯腰俯向利奥。很野蛮地。他的脸部肌肉绷紧，他的拇指戳向镜头之外利奥的眼睛。利奥尖叫。约翰尼放手。利奥倒在地上发出巨响。他痛苦地呻吟着。约翰尼从地上捡起他的手绢抹他的手。（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