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言，美国黑色电影的第一个十年很大程度上是好莱坞的一个社会性流派（socially committed fraction）或艺术运动的产物，由“白劳德信徒”（Browderite）的共产党人（以美国共产党首领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命名）和“华莱士”民主党人（由激进的副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潜在继任者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命名）组成。［11］这个运动在博尔德与肖默东的论著中在某种意义上被弱化了，他们强调黑色电影的无政府和反社会特质，并最先认为这种形式在1940年代晚期新现实主义侦探片兴起之后便消亡了。《电影手册》的批评家与随后美国的评论者对黑色电影的去政治化更进了一步，因此遮蔽了这一事实，即1940年代与1950年代早期最好的惊悚片许多都是对人民阵线和新政中激进成分的表达。［12］对黑色电影更精确的叙述应为，虽然这个门类的电影作为整体并没有实质的政治策略，但它还是生根发芽于罗斯福时代的左翼文化——这种文化在战后被压抑和边缘化，并最终消失，其时黑色电影呈现出日胜一日的愤世甚至右翼的暗指。［13］1950年代，国会在好莱坞对共产主义者展开的搜寻本身依据的就是某种黑色脚本，而这一行动对美国犯罪电影史来说至关重要——不仅影响了这些片子的政治策略和充满厄运的氛围，而且也影响了后人对它们的接受。［14］
甚至在对左翼电影发起有组织的攻击之前，105好莱坞电影中自由主义或无政府-自由主义的元素就被卫道士们和美国官方紧密地监控。为了充分认识各种类型的电影制作所遭遇的审查到达何种程度，我们应该记住，布林办公室并非唯一有权审查电影内容的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BMP（电影局，全称是“the Bureau of Motion Pictures”）和OWI（战争情报部，全称是“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帮助宣传政府的政策；美国陆军部（War Department）和三军的各种部门都被赋予保护军事安全的权力；美国审查局（the U.S. Office of Censorship）负责评估所有用于出口的电影。在另一个层面上，美国编剧协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作家动员大会（WritersMobilization Congress）以及地下的共产党作家联盟（Communist Party Writers Clinics）这样的组织都协同促成了具有倾向性的、反法西斯的以及相对昂扬的电影剧本。战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简称HUAC）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大范围的对流行文化的准科学研究导向了保守抑制的新形态。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所有右派和左派的政府和半官方的电影审查组织都考虑在内，就会看到，1941至1955年也许是美国娱乐业历史上监管和细察最为严厉的一个时期。
在这个时期，好莱坞的黑暗心理惊悚电影受到的攻击不仅来自布林办公室，也来自那些著名的共产党知识分子。电影编剧协会（Screen Writers Guild）第一任主席约翰·霍华德·劳森(John Howard Lawson）在1935年说，“革命戏剧的功能在于规避那种对人们不想面对的真实的弗洛伊德式逃避” (转引自 Schwartz, 135)。他和其他好莱坞的激进左派都批判诸如《出租的枪》这样的电影，因为它们有“精神分析”的属性，并把黑帮分子或暴徒转变成反法西斯的英雄。战后，同类型的电影仍然受到了一群自由主义“专家”和大众社会学家的审视和批判，他们说《长眠不醒》、《杀人者》和《死角》是美国人焦虑和道德败坏的邪恶镜像。在为《国家》（The Nation）杂志撰写的1946年年终点评中，詹姆斯·阿吉不情愿地承认“像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博士和芭芭拉·德明（Barbara Deming）所践行的”对这些电影的社会学阐释是有一定价值的；然而，就他自己而言，“本电影年度盘点中最邪恶的一件事就是这种分析方法的出现”。似乎对他来说，“曾经由俱乐部女会员们和那种更下流的教会压力集团所履行的职责”，106现在已经由“那些曾经非常真诚地反对假道学的人”接手了。（238）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和“心理文化”(psychocultural)分析的新形式被制造出来，为今日仍通行的油腔滑调并且经常同义反复的学术批评奠定了基础。甚至像约翰·豪斯曼(John Houseman）这样著名的票友也加入其中，在《时尚》杂志中发表了一篇评述文章，言语之间批评着他的前合作者雷蒙德·钱德勒和奥逊·威尔斯，说他们迎合时代，制作“粗暴”的电影，这些电影是关于“虚弱而恐惧的人们，他们充满活力，却道德低下——这些半醉半醒的人带着困惑的目标，在不安全和堕落的微光中摸索着道路”。［15］但是，这些冷战中的社会学家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后者于1947年开始清洗好莱坞的左翼分子。那年，在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激进分子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联盟被撕成碎片，而美国人民阵线的余部也走到了尽头。在战争期间相对沉默的保守派采用了很多与那些高眉社会学批评家相同的“分析”技巧。此外，正如南希·林恩·施瓦茨（Nancy Lynn Schwartz）所说的，他们通过两种形式的审查制度迅速地取得了胜利：第一种是通过各种组织施向电影人的“客观”压力，包括布林办公室、约翰斯顿办公室（Johnston Office）、加州参议院中的滕尼委员会（the Tenney committee）、华盛顿的托马斯委员会（the Thomas committee）、赫斯特出版社（the Hearst Press）以及电影联盟（Motion Picture Alliance）；第二种是创造出自我审查的阴险氛围或者“试图避免争议的产业内作家和其他创作者的事前审核”。（255）
这些保守策略在1947年提供了丰厚的回报，这正是黑色电影的“奇迹年”（annus mirabilis），同在这一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美国在劳资关系方面的联邦基本法律，正式名称是《劳资关系法》。因由参议员R. A. 塔夫特和众议员F. A. 哈特利提出而得名。1947年由国会通过。——译注（禁止共产党员进入工会）获得通过；这一年，来自白宫的总统令要求政府雇员宣誓效忠；这一年，HUAC成立；这一年，美国电影协会（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简称MPAA）的新任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顿（Eric Johnston）发表演讲呼吁更多的电影来弘扬美德和“美国的生活方式”。1947年，好莱坞并没有停止生产黑暗的惊悚片，但就是从此时开始，一些之前用这种电影进行社会批判的娴熟手艺人不是被迫缄默和屈服，就是被驱赶到地下。产业经济的低迷使得管理的力度加强，改变了老制片厂系统的结构，这些使得清洗推行得更加顺利。107当回顾这一时期时，激进的女演员卡伦·莫利（Karen Morley）评论道：“右翼从我们身上碾了过去，就像坦克碾过野花一样。”（转引自Schwartz, 253)
1946至1947年间，左派即将面临的失利已显露端倪，就在这个时候，作家和导演们都开始严重关注复员老兵的命运。为了论证在这两年中，官方压制和艺术反抗的各种力量到底是怎样运作的，让我在此暂停一下，思考包围着两部代表性黑色电影的“道德”和政治审查的气氛，两部影片都是涉及战争后方再调整的主题。第一部是雷蒙德·钱德勒编剧的惊悚片，带有自由主义的弦外之音；第二部是个明显的社会问题片。这两部作品都遭遇了来自制片厂老板、工业代理人和政府官僚的重大干涉，但都设法表达了非正统的或政治上“黑暗”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