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魔鬼的同情
Sympathy for the Devil
在哈米特把美国的侦探故事现代化之后不久，格雷厄姆·格林与他的同代人（包括希区柯克和埃里克·安布勒Eric Ambler（1909—1998）：较有影响的英国间谍小说作家，他把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引到这个类型中。——编注）也把英国的犯罪和间谍小说现代化了。这种变化在格林的《恐惧内阁》（Ministry of Fear，1943）中被谈及，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噩梦中对他母亲说起了那个更古老的英国：“人们写着关于它的东西，仿佛它还继续存在；64那些淑女小说家（lady novelists）在本月推荐图书中不断地描写它，但它早已不复存在。”［32］格林在此处表达了对“淑女小说家”的不屑，事实上，在他的惊悚小说中，大多数女性要么是被动的，要么就是大众文化的愚昧消费者。但他的强硬和较少欺诈（lessdeceived）的现实主义是没有诚意的，因为他自己的成功就是依赖于本月推荐图书。
格林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牛津受过教育之后，他开始了一段平凡且相当老派的诗人生涯，接着，他尝试写历史小说与传记，成败参半。在1930年代早期，格林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大机会，他的出版商海涅曼公司（Heinemann company）要求他必须写一本可以卖给电影制片厂的小说，同时又可作为英国图书协会（British Book Society）之选。后一个组织成立于1928年，创建人有海涅曼公司的畅销作家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t）、休·沃波尔（Hugh Walpole）和A. R. 弗里尔-里夫斯（A. R. FrereReeves），以及其他一些和格林有私交的作家；作为月刊，它的发行量高达一万多，这保证了任何一位作者的收入和影响。于是，格林写了《斯坦布尔列车》(Stamboul Train），这是个有关国际阴谋的故事，并入选协会的“主力推荐”，之后在1934年被好莱坞翻拍为《东方快车》（Orient Express），由希瑟·安杰尔(Heather Angel）领衔主演（《综艺》［Variety］形容此片为“一部轮子上的《大饭店》［Grand Hotel］”［1934年3月6日］，格林日后写道，好莱坞保留下的只是“那些廉价平庸得足以适合这部廉价平庸的电影”的部分［转引自Sherry，1:590］）。
格林从很早开始就皈依了天主教信条和社会主义，在他的大学时代，他就非常仰慕康拉德、詹姆斯、福特、庞德和艾略特。［33］他很高兴能从英国图书协会和好莱坞那里获取报酬，但他却对自己的流行感到不安；于是，他在《斯坦布尔列车》中创造了一个意在对J. B. 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y）进行龌龊戏仿的人物，普里斯特利长期以来就是海涅曼的畅销作家，专写感伤的准狄更斯式小说。更能显示他这种不安感觉的是他把这部小说和其后的所有惊悚小说都称为“娱乐之作”（entertainments），以区别于他那些更有野心的关于宗教和政治的作品。然而，他的确对异域场景和身处险境着迷，并且有制造神秘（mystery）和悬念的天分。在写《斯坦布尔列车》的同时，他重新阅读了《黑暗之心》，并在日记中写道，用冒险故事的成规也可以“写得优雅精妙”（转引自Sherry，1:421）。窍门在于，必须颠覆某些成规，同时通过耸动的动作来创造与大萧条时期相对应的焦虑感。
65从儿时起，格林就倾心于约翰·布臣（John Buchan）的通俗间谍小说，他赞其为描写的是“不想冒险的人在寻常环境中的冒险故事”［34］。但是，到1930年代，布臣的那些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爱国主义小说似乎早已过时了。他笔下的主角总是那些方下巴的保守党绅士、吃苦耐劳的南非地主和那些相信英国种族优越的北美企业大鳄；他的小说背景总是在田园乡村，充满了华兹华斯那种对苏格兰乡村的热爱；他的宗教和道德观源自《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在他的小说中，性在他的构思里实际上是缺席的。格林在写他自己的惊悚小说时，保留了布臣的精巧情节设置，以及那种暴力在文质彬彬的英国文明中爆发的感觉，但他在其他几乎所有方面都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格林小说的主角是那些心理扭曲的犯罪分子或落魄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们被困在他们中一个人所说的“一个旧世界中……充斥着不公和混乱”；背景总是城市，被一种生动的、意象派的散文所呈现；他的叙述手法运用了内心独白和视角上的复杂变化；而他小说的结尾总是充满黑色的讽刺意味，笼罩在一种卡夫卡式的罪感之中。他长于发掘个人主体与独裁国家之间的暧昧边界，并玩味着“窥视”在公共与私人层面上纠缠不清的含义，暗示人物心灵深处的性动机。也许最为重要的是，格林通过他对日常生活的肮脏细节的观察，制造了一种恐怖的感觉——例如，他对《恐惧内阁》中的主角的描写就是，他“经常生病，他的牙齿很差，并且在遭一个无能牙医的罪”（21）。
格林所有娱乐之作的故事都发生在被批评家们称为“格林之原”（Greeneland）的地方——这是一个肮脏的出租房、罐头鱼、低垂的一叶兰和被宿命所困的人物的世界。一位评论者认为，“这些肮脏的东西让格林得以诗意迸发”，但是，很难讲，这些小说中的场面调度是用来表达一种“对鄙俗之物的膜拜”（nostalgie de la boue），还是对穷摆阔(genteel poverty)的反感，抑或是一种奥威尔式的对被排除在中产阶级之外的恐惧。［35］这些小说的氛围多与艾略特在他多思、公开反犹的阶段所写的作品相似。例如，《一支出卖的枪》(A Gun for Sale，1936）中的男主角找到了一个名为尤戈尔(Yogel)的非法堕胎医生，让他给自己的兔唇做手术。尤戈尔在一条小街中的昏暗房间里工作；他的指甲却是肮脏的，全身散发着白兰地的气味，当他拿起手术刀时直流汗。他在昏暗的灯光中颤抖着，乜斜着眼睛，咕哝道：“我习惯这样……我有一只好眼睛。”［36］
66在1930年代，格林的反犹立场是含蓄的，但却是系统性的（这是他和布臣的又一共通之处）。他的那些最冷血的人物包括一个犹太军火制造商——他组织暗杀身为社会主义者的战争大臣，一个控制着布莱顿黑社会的长着“紫红色眼睛”的犹太黑帮分子，以及一个经营着超级现代的“丽都”（the Lido）度假酒店的犹太贵族。他似乎不仅把犹太人看做黑暗的种族他者，而且尤其把他们与现代性及美国风格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方面来说，他和艾略特极为相似，而艾略特正是他经常暗指的作家。［37］事实上，“格林之原”可以被视为迈克尔·谢尔登（Michael Shelden）所说的“荒原的一个省份”（99），或可以说是对艾略特1912至1922年间诗作的一种有意识模仿。艾略特的“虚无之城”（unreal city）很大程度上乃借鉴于19世纪的法国文学，组成这座城市的是廉价的旅馆、半废弃的街道、滋生老鼠的地下管道、空地上的报纸、在空旷房间里的寂寞打字员、讲着废话的轻狂年轻人和那些不绝于耳的流行小调的碎片。格林把所有这些细节都搬进自己的惊悚小说，并把艾略特在宗教、种族和文化上的很多想法贯注其中。于是，他给予情节剧一种形而上的灵韵，并产生了复杂的意识形态效果。从政治立场上来说，格林是个激进的左派，愤怒于一切社会不公；但是从宗教和文化的立场上看，他却是个极端的保守派，他惊骇于“有机”社会的失落和那些媚俗的休闲场所或现代的房产业，后者如《一支出卖的枪》中那幢假都铎（Tudor）建筑和那条叫做“莎士比亚”的大街。正如他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所说的，现代社会所代表的“比贫穷和精神的困乏更糟糕”（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