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思本创造出东、西半球世界地图绝对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基于元朝人的航海范围。唐、宋时期，中国在航海方面已经卓有成效，这为元朝人扩大海上贸易往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元史》记载，元世祖曾发布诏旨，招徕海外蕃商。数代元朝皇帝也都曾派遣使节出洋探访。由于元朝实行开放政策，当时中国航海业居世界领先地位，元朝人航海的能力远远超出了中国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能力。朱思本曾在《北海释》一诗中写道：“四海其东与南者，密迩中国，人得以耳目接也。西海虽远在万里外，而驿使贾胡时或至焉，惟北海不闻所在。”元代航海家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载录了同代学者吴鉴的序言，该序言写道：“中国之外，四海维之。海外夷国以万计，唯北海以风恶不可入，东、西、南数千万里，皆得梯航以达其道路，象胥以译其语言。唯有圣人在乎位，则相率而效朝贡互市。虽天际穷发不毛之地，无不可通之理焉。”这两个记载虽然文字表述不同，但含义是一致的，即除白令海峡以北的海域外，元朝人几乎能够航遍整个地球。
流传至今的元朝航海专著有《真腊风土记》和《岛夷志略》。前者虽然记述比较详细，但是内容仅涉及一国。后者则是由两次出洋、累计浮海八年的汪大渊所作。此著作涉及国家和地区的数目达二百二十多个。
《真腊风土记》和《岛夷志略》属于航海家的专著。元朝时期还有许多陆地旅行家辑录的地理书籍，这些书籍包括：耶律楚材撰写的《西游录》、周致中编辑的《异域志》、刘祁编著的《北使记》、刘郁编撰的《西使记》和李志常记录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等等。这些地理著作涉及的地域范围包括西亚和东欧。
除上述地理著作之外，元朝还有许多官方文献反映出元朝人的眼界，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元一统志》。1286年，元朝皇帝忽必烈任命札马鲁丁等人纂修《大元一统志》。为纂修此书，元朝政府曾下令广泛搜集地理信息，其中包括航海图。《元秘书监志》记载，1287年初元朝秘书监下令要求福建从来访的穆斯林船只那里收集回文航海图。
《大元一统志》的编撰历经十七年，最终于1303年完成。此书分600册、1300卷，载录了元朝人知悉的地理信息。非常遗憾的是，到了明朝末期，《大元一统志》几乎全部散佚，目前我们只能看到全书的极小一部分（约全书的5%）。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大元一统志》的残本以及其他元朝著作中找到有关元朝与世界各国交往的记录。
《大元一统志》残本记载：“我元四极之远，载记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述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元初名臣刘敏中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编撰的《平宋录》记载：“自我大元国以来，梯航所至，万国来朝，靡不臣属，抗衡不已，遂为勍敌。”
由于元朝人的触角几乎可以延伸到世界上所有的大陆，元朝皇宫中才会出现具有现代地理学意义的地球仪。
《元史·天文志·西域仪象》记载：1267年，一位叫札马鲁丁的学者在中国制造了一个木质地球仪，地球仪上绘有方格网，其作用与朱思本《舆地图》的“计里画方”之法相当。比起方格网，这件地球仪的另一个特征会让我们感到格外震惊。
这个地球仪百分之七十是绿颜色，表示水域，百分之三十是白颜色，表示陆地。根据现代地理勘测结果，海洋面积和陆地面积分别约占地球表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一和百分之二十九。札马鲁丁地球仪上的水陆面积比例竟然与现代地理勘测结果如此接近。这会不会是一种巧合呢？从概率学上分析，这种巧合的机遇不会很大。事实上，札马鲁丁地球仪上的水陆面积比例验证了一个史实：在元朝之前，中国人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地球表面的勘测，根据勘测结果元朝人知道，地球上水陆面积之间的比例为七比三。
朱思本的东、西半球世界地图、《元史》记载的地球水陆面积比例以及元朝的其他史料证明，元朝时期中国人的眼界覆盖了整个地球。正是元朝人极其开阔的眼界引发出明朝初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