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古代地图投影术的起因

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古人已经探讨地图投影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古人对地图投影、球面三角学和测绘技术的研究是基于悠久并且深奥的文化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承天法地”、“天人合一”,即天、地、人三者相互和谐会营造出国家太平、风调雨顺、人生长寿的盛世。这种古朴的哲学思想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六千多年以前。在这种古老的哲学思想之中,最重要的理念是“天”。“地”和“人”都是天的附属物。中国古代各种哲学流派对“天”有着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虽各有特点,但大都将“天”人性化,并把它解释成为“天帝”或者诸多“天神”。唯有公元前5世纪的哲学家老子对于“天”的解释最为独特。老子在其著作《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老子这一论述的含义是:人应当遵守大地上的法则,这些法则来源于天上的规律,而天上所有的规律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老子的论述不仅将“天”视为自然形成的规律,并且明确地阐述了“天”、“地”、“人”三者的关系。

有关天地相通、人顺应于天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都产生过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医学、建筑、音乐、人文等无不与这种哲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六千年以前的伏羲氏是中国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智者。相传他通过观察星象、地理、动植物创造出八卦图,以此反映出天的旨意。在伏羲氏八卦图的引导下,秦朝时期的方术阶层萌发出一种被称之为“图谶”的学术思潮。这种思潮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依据自然界出现的图形编造出预示天命的征兆。图谶之学对秦始皇影响很大,他发出的许多诏令都源于图谶,修筑万里长城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前215年,一位方士带给秦始皇一份天书。此方士称,这份天书来源于海上出现的图形,其内容是“亡秦者胡也”。看到这份天书,秦始皇感到坐立不安,他认为这是天神发给他的一个忠告,天书中所说的“胡”指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为此秦始皇派出三十万大军北征匈奴,把匈奴逐出河套赶到阴山以北。为了防患于未然,秦始皇不惜血本,征用七十万劳工,历时数年,修建绵延万里的长城,以绝胡人亡秦之患。

公元前202年,刘邦创立汉朝。此后图谶之学逐渐盛行于世,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王莽、刘秀等人都曾利用图谶称帝。并且,他们取得政权以后,发诏颁命、施政用人也基于图谶。从公元5世纪初,图谶之学开始走向衰落,但到唐朝时期再次流行于世。

基于图谶之学,中国古代社会很早就流行一种“以象观道”的理念。这一理念认为,通过图形可以揣摩出天的旨意。《周易》有许多与“以象观道”理念相关的论述。《周易·系辞》载:“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此句的含义是:上天通过星象和地理形状将其旨意传达到人间,人类可以通过观察星象和地理形状的变化了解天意的变化。另外一些典籍也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比如《礼记》记曰:“地载物,天垂象取材于地,是以尊天而亲地。”此记述的含义是:大地承载有形之体,天通过地上的形状传达其旨意,知悉地上的形状就等于尊重天意。

《周易》讲究阴阳相济,天、地、人互动。在倡导“以象观道”的同时,《周易》还提倡国家君王应以祭祀天地的方式表达对天的敬意,并且通过祭祀祈祷上天继续辅佐他的国家、保佑他的人民。《礼记》也同样倡导,不仅要通过知悉大地上的形状来顺应天意,而且还要通过这些形状表达对天的敬意。基于这种理念,中国古代社会将地图视为一种神物,古人不仅在祭祀仪式中将地图作为祭祀品,而且还将地图作为殉葬品(在战国秦墓中出土的七幅《放马滩木板地图》和在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就是一些例证)。

道教的符箓术是促进中国古代投影术发展的另外一个动因。

符箓术是一种使用奇怪的字符和自然界出现的图形祈求上天保佑、驱鬼镇邪的方术。符箓术的信仰者认为,这些字符和图形是天神的文字,是上天与人类交流的中介,人类通过这些字符和图形可以召神劾鬼、降妖镇魔、治病除灾。晋朝道士葛洪在《抱朴子》中写道:符箓是天上神仙创造的,均源于天文。3西晋时期的著作《太上洞渊神咒经》也载:符箓是一种玄妙的天书。

符箓术也是发源于图谶之学,道教创立后将其视为重要的方术之一。中国古人将地图用于祭祀的习俗与符箓术紧密相关。中国古人测绘天文图和地图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符箓术。道教认为,星象图、云图和地域轮廓图都是天神的文字符号,在这些图形前面进行祈祷或实施法术可以将人的意愿转达给上天。

需求是发明之母。正是在迷信观念的引导下,中国古典投影术应运而生。为了在平面图纸上反映出天与地的球冠形状,并且通过天文图和地图与天、地之神勾通,古代天文学家、地图学家发明出投影绘图术。“以象观道”理论认为,河流、山脉、大陆、海洋都是天意在大地上的成像。因此,在描绘江河、山峰以及海岸轮廓线方面,中国古代地图学家精益求精。在他们的心目中,地图越精确、越接近实际地理状况,地图的神力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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