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是世界上最早萌发地图学的民族之一。与古埃及人一样，早在远古时期中国人已经开始制作地图了。根据史料记载，“九鼎图”堪称为中国最早的地图。
“禹铸九鼎”是中华民族最著名的古老传说之一。据公元前2世纪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记载，公元前两千多年以前大禹用青铜铸造了九座宝鼎，分别代表天下九州。1尽管没有更多的史料核实这一传说，但是依据其他史书的记载可以确信，九鼎图出现的时间不晚于商朝末年（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5世纪成书的《左传》记载，公元前12世纪周武王灭商后曾将九鼎迁移到雒邑，即现今河南洛阳市一带。
在史书之中，可读到有关九鼎图的记述。《山海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其内容涉及古代神话、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巫术、宗教、医药、民俗等许多方面。虽然《山海经》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但书中的许多内容源于公元前11世纪。2从《山海经》的记载可以得知，九鼎的重要性在于上面铸刻的九幅地图。这些地图不仅记载了华夏九州的名山大川、草木禽兽，而且还描绘出九州的地界。
刻载华夏地图的九鼎一直被视为王权的象征，许多古代帝王认为占有九鼎意味着拥有了天下。据公元1世纪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的记载，自夏、商、周直至战国时期，历代君王都视九鼎为极其贵重的神品。《史记·始皇本纪》记载，秦国从周王朝夺得九鼎之后，在一次交战中不慎将九鼎失落在河中。1为了寻找九鼎，秦始皇令千人下水打捞，但没有任何结果。从此，九鼎失去了踪迹。
九鼎图不仅被视为王权的象征，还被看做具有避邪和吉祥功能的镇物。《说文解字》成书于公元2世纪，是中国最古老的字典。此书称，大禹铸造的九鼎反映出上天的神明，所有妖魔鬼怪都避其而远之。2公元前4世纪史学名著《左传》记载，周定王的使节向楚王讲解九鼎时，将九鼎描述为一件神物，此件神物能够衔接天、地，将上天的吉祥承转到人间。
有关九鼎的史料记载揭示出，中国古代地图学诞生于浓厚的神秘色彩之中。中国古人绘制地图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查看地理状况，更重要的是为了显示皇权，为了实现上天保佑的祈望。中国古代地图学的这种神秘性也可以由另外几幅地图加以验证。
在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地图是一幅公元前4世纪镌刻在青铜板上的《兆域图》（见插图16）。此图从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第五代国王的王陵地宫中出土，距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兆”是中国古代对祭坛或墓域的称谓，《兆域图》则是记载王陵方位、墓葬区域及建筑面积的平面图。该图显示王陵及王后、夫人等五个陵墓的建筑方位，图中还有四百四十三个字的铭文，详细说明墓葬区域各部分的名称和长度。学界认为，此图的比例尺为1比500。从《兆域图》的内容可以看出，《兆域图》具备了图形、符号、比例尺和方位等地图的基本要素。《兆域图》的方位为上南下北。这种图式反映出中国古代哲学有关阴冥世界的理念。这种哲学认为，人死后其灵魂所在的阴界以南为上方。从铭文中“其一从，其一藏府”的记述可知，此图有两件原版，一件从葬，一件藏于府库。这一记载揭示出地图在古代哲学中的意义。中国古人认为，地图是阴、阳两界的中介物，通过地图死者的灵魂可以与人间相沟通。（本书第四章将详细讨论这种古代哲学理念）
1986年，考古人员从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战国秦墓中出土了七幅地图。由于这七幅地图都用墨线绘在四块大小基本相同的松木板上（长26.7厘米、宽18.1厘米、厚1.1厘米），学术界将它们统称为《放马滩木板地图》（见插图17）。根据同时出土的竹简纪年和随葬品，这七幅木板地图被断定为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时期的作品。《放马滩木板地图》描绘出秦国邽县地区几处地域的地理状况（现今甘肃天水一带）。按其用途，七幅木板地图可分为《政区图》、《地形图》和《林木资源图》。从这些图中，不仅能辨认出山川、河流、居民点、城邑，还可看到各地之间相距的里程数据。可见，这些地图都是基于实际测量绘制的实测图。
此七幅地图都以南北竖列为图式。其中一幅明显以北为上方。另外六幅虽然注释文字的书写方向不一致，但有学者认为，这六幅地图也都以北为上方。1史学界对《放马滩木板地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些图以水系作为绘图框架，不仅标有注释和符号，而且还采用了比例尺的绘图理念。这些内容反映出，战国时期地图绘制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除《放马滩木板地图》外，从墓中还出土了四百六十枚竹简，上面的文字内容涉及天文、历法、音律、占卦、巫术、五行等学说。此外，殉葬品还包括毛笔、算筹、木尺、木棰、木匕、木棒、木屑、木板等用于地图测绘的器具。根据墓中发现的这些文物可以推测，墓主生前是一位精通地图绘制和占筮数术的阴阳术士，《放马滩木板地图》很可能就是这位阴阳学家的作品。
在放马滩挖掘出的另外一件陪葬品也非常值得一提。这就是在尸体胸前发现的一张地图残片，此图用线条描绘出放马滩地区的山峦、河流以及道路。古人将地图作为随葬品放在尸体胸前绝对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这种丧葬习俗源于古人的信仰。尸体胸前的地图是专门为死者灵魂准备的“礼品”。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三幅锦帛地图与放马滩地图残片大致属于同一个时代。它们都是公元前2世纪的作品，距今已有两千一百多年。三幅锦帛地图不仅是稀世之宝，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根据图的内容，学界将它们分别命名为《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地形图》和《驻军图》出土时状况良好，已被整理复原；《城邑图》却破损严重，目前仍在修复之中。
《地形图》是一幅长、宽均为96厘米的正方形地图，其方位以南为上（见插图18）。《地形图》的绘制水平很高，以统一的符号、图例表现出丰富的地理信息。图中，由细到粗的渐变线，按流水方向示意出三十多条河流；方框符号标注出八个县城所在的地理位置；大小不等的圆圈代表七十多个乡、里级村庄；层层鱼鳞状曲线反映了峰峦起伏的地貌；水平山形线和陡崖符号显示出山脉；闭合曲线、晕线表示山脉的走向。经推算，《地形图》采用了比例尺绘图法，其比例在十七万分之一到十九万分之一的范围内。
《驻军图》长98厘米，宽78厘米，是一幅以黑、红、田青三色绘成的军事地图（见插图19）。图中黑色“山”字象形符号代表山脉；青色水流表示河流、湖泊；黑底套红标注出军队驻地；红色虚线示意军队行动通路；红色三角形和黑色圆圈分别表示城堡或居民点。此图运用色彩作为标记，使人看后一目了然。与《地形图》相同，《驻军图》也以南面为上方，并且也采用了比例尺绘图法。
地图既是地理、地貌的记录，又是测量、计算和绘制等技术水平的综合反映。从上述几幅古地图可以看出，秦汉时期中国人已经掌握了高水平的测量手段和计算方法。《放马滩木板地图》和马王堆西汉地图所绘的地域均是地形复杂、地貌变化多端的区域。把山脉、河流、湖泊等地形地貌按照几乎相同的比例画成地图，这在当时是一件高科技含量的工作。完成这种工作，不仅需要经过精确的实地测量，还必须通过数学运算将测出的距离换算成地图上的尺寸长度。特别是对于带有弧形、曲线和三角形的地形、地貌，不仅需要高水平的测量手段，还须掌握圆形和三角形的计算方法，否则无法将实际地貌按同比描绘在地图上。
传统史学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地图学始于魏晋时期。然而，《放马滩木板地图》和马王堆西汉地图却反映出，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已初步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地图学。这几幅地图不仅运用了统一的标识、符号，而且还采用了比例尺绘图法。这些地图的准确性反映出，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古代地图学家已经将数学应用于制图。当然，从上述几幅地图也可看出，秦汉时期地图的方位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格局。《放马滩木板地图》以北为上，而马王堆西汉地图却以南作为地图的上方。
在中国古代地图史中，《兆域图》、《放马滩木板地图》和马王堆西汉地图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们或者与墓地有关，或者作为陪葬品埋入墓中。（《史记》记载，秦始皇陵墓中也有作为陪葬品的地图和星象图）这些奇异的现象说明，中国古代地图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查验地理状况，而是与中国传统信仰紧密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