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世界地图之中，《文兰地图》的命运最为跌宕起伏。这一厄运源于《文兰地图》的绘制时间和图中的“文兰岛”（Vinilanda Insula）。
1957年夏季的一天，一位意大利古董商人带着一本拉丁文手稿来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这位意大利人声称，他带来的是一本中世纪时期的手稿，希望大英博物馆能够买下这本珍贵的古籍。
大英博物馆的专家们仔细查验了这本手稿，发现它的抄录时间大约在15世纪中期。手稿的名称为《鞑靼关系》，内容与13世纪中期圣芳济会修道士出使蒙古有关。专家们还发现，《鞑靼关系》手稿中夹着一张羊皮纸世界地图，上面绘有欧、亚、非三大洲和一些岛屿。图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绘在欧洲大陆西面的冰岛、格陵兰岛和“文兰岛”。从地理位置和地域轮廓上看，这座“文兰岛”似乎应该是位于北美大陆东北部的新斯科舍半岛（Nova Scotia）。“文兰岛”左上方的三行字写道：“文兰岛，布加尔尼和雷夫共同发现。”在“文兰岛”的正上方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布加尔尼和雷夫从格陵兰岛出发，破冰向南航行，前往西面大海中不为人知的遥远地域。经过长时间的航行，在上帝的祝福下，他们看到了一个新的陆地。这个地方土地肥沃……他们将这个地方命名为‘文兰’。”博物馆的专家们非常明白，这段注释提到的“布加尔尼”和“雷夫”是传说中发现北美大陆的两名10世纪的北欧探险家。
《鞑靼关系》手稿和地图看上去都很老旧。不过，专家们发现地图上的虫蛀痕与手稿纸张上的虫蛀痕不太吻合，而且手稿曾在几年前被重新装订过。出于这些原因，大英博物馆将《鞑靼关系》手稿连同地图一起退还给意大利商人。
几年过后，意大利商人将《鞑靼关系》手稿和地图卖给了美国古董商维腾（Laurence Witten）。仔细研究这两份文献后维腾先生意识到，《鞑靼关系》手稿的纸张与从这位意大利商人购得的一本13世纪手抄名著《历史之镜》很相近。当将《历史之镜》手抄本加在地图和《鞑靼关系》手稿中间时，维腾先生发现，三者的虫蛀痕竟然完全吻合。这些相互吻合的虫蛀痕表明，这三件古物原来是按照地图在上、《历史之镜》在中、《鞑靼关系》手稿在下的顺序保存在一起。根据这一发现，维腾先生推测，此幅地图应是《历史之镜》的附图。
大英博物馆专家们得知这一新发现的消息后，再次对《鞑靼关系》手稿和地图进行了检查。经过几年的研究之后，这些专家认为，《历史之镜》抄本、《鞑靼关系》手稿和地图都是极其珍贵的古代文献。
在美国著名金融家梅隆（Paul Mellon）的赞助下，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以高价从维腾先生手中购得那幅地图。鉴于地图上那座奇异的“文兰岛”，耶鲁大学图书馆的专家们将这幅地图命名为《文兰地图》。
1965年10月11日，即哥伦布发现美洲纪念日的前一天，耶鲁大学学刊发表了《文兰地图》的照片，同时还刊登了数篇文章。这些文章分别出自耶鲁大学和大英博物馆专家之笔，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文兰地图》的真实性进行了论证，并推定绘制年代约为1440年。
《文兰地图》和耶鲁大学学刊上的文章立即在史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学者持肯定态度，认为这幅地图证明，在哥伦布抵达美洲大陆的数百年之前，北欧探险家已经发现了美洲大陆。然而，大多数学者对《文兰地图》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更有一些学者断言，《文兰地图》为赝品。个别专家甚至推测，这幅地图是古地图专家和造假高手串通一气的“杰作”。
1966年，著名的美国史密森学会组织了一次国际研讨会，专门探讨《文兰地图》的真伪性问题。研讨会中，虽然个别学者对《文兰地图》的可靠性提出了异议，但是绝大多数讲演者认同《文兰地图》为真品。这些认同者提出了一些有利于《文兰地图》的证据。例如，《鞑靼关系》手稿纸上的水银印表明，手稿纸张是瑞士巴塞尔一家作坊于1431年至1449年期间制造的产品，而《文兰地图》的绘制年代恰好在这一期间；再如，《历史之镜》封皮内侧的衬纸上写有一些人名，其中一位曾于1435年被巴塞尔理事会委任为公证员，这也与《文兰地图》的绘制年代相吻合。似乎，《文兰地图》的真实性可以得到认可了。然而，这幅地图的命运却在几年之后发生了逆转。
1974年，耶鲁大学聘请化学专家迈克隆先生（Walter McCrone）对《文兰地图》进行了化学鉴定。当耶鲁大学看到迈克隆先生的报告时大吃一惊。在报告中迈克隆声称，他在《文兰地图》的墨迹中发现了含量较高的锐钛矿型二氧化钛，这一化学元素自然存在的机会很少，而含有这一化学元素的墨水直到1920年才被生产出来。这一结论无疑将《文兰地图》判定为20世纪20年代之后伪造的赝品。迈克隆报告在史学界和新闻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由此，《文兰地图》从一幅珍贵的古地图变成为一张废纸。对此，耶鲁大学虽然感到很尴尬，可是不得不承认《文兰地图》为赝品的可能性。
1987年，受耶鲁大学之托，美国加州戴维斯大学卡西教授（Thomas Cahill）采用一种新型的技术手段，再次对《文兰地图》进行化学测定。卡西教授的测定结果表明，《文兰地图》墨迹中锐钛矿型二氧化钛的含量并非如迈克隆报告所述的那么高，而是极少。卡西教授的测定结果虽不能当作有利于《文兰地图》的证据，却引起学术界怀疑迈克隆报告的可信度。在卡西教授之前已有学者提出，中世纪时期的墨水可能会含有这种化学元素。还有学者对迈克隆有关自然界不存在锐钛矿型二氧化钛的结论持否定态度。
1996年，耶鲁大学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再次对《文兰地图》的真伪问题展开了辩论。同年5月，《耶鲁男校友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称，《文兰地图》的名誉不可诋毁。1由于《文兰地图》的命运发生了转机，它的价值也大为提高，耶鲁大学为这张地图买下了保赔金额高达两千多万美元的保险单。
2002年7月，两位科学家分别发表了观点完全对立的学术文章。一位认为《文兰地图》上的墨水为20世纪的产物，而另一位依据碳14测定结果判定《文兰地图》纸张的生产年代约为1434年。此后，《文兰地图》超出了历史学的范围并深深陷入了化学家们的争吵之中。
在化学家们对《文兰地图》墨迹的化学元素争论不休之时，一些史学家试图从史学方面寻找将《文兰地图》置于死地的论证。有几位史学家认为，证明《文兰地图》为赝品的最好方法是找出地图的“伪造者”。他们判定，这个“伪造者”应当符合三个条件：第一，对中世纪时期的历史非常了解；第二，在辨别古地图真伪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第三，生活在1920年至1957年之间，即含有锐钛矿型二氧化钛墨水出产之后以及《文兰地图》被发现之前。
在学术界，“知识渊博”和“经验丰富”一直都被用于赞誉那些杰出的学者。可是，谁又曾想到，这两个赞誉之词在21世纪竟被当作判定学术欺骗的证据。不幸由此被认定为“伪造者”的学者就是在地图史学界享有盛誉的费舍尔神父。费舍尔神父是德国人，生于1858年，死于1944年。他在古地图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被公认为杰出的地图史学家。费舍尔神父的成名之举就是发现了《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正是由于这些杰出的成就，费舍尔神父不幸被人指控为伪造《文兰地图》的罪魁祸首。一位史学家于2004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地图、神话和男人：文兰地图的故事》。在此书中，作者煞有介事地对费舍尔神父的“犯罪”动机做了一番设想和分析。作者认为，由于纳粹党宣扬纳粹文化源于北欧古代文化，同时他们又对罗马天主教廷的耶稣会实施迫害，为了提高教廷的地位并且揶揄纳粹党，费舍尔神父伪造这幅《文兰地图》，由此费舍尔神父想说明教廷与北欧古代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还有一些史学家给《文兰地图》的支持者们出了一道难题。这些史学家指出，没有地理测绘技能的人不仅无法判定某一地域的地理位置，更不可能测绘出地理方位和地域轮廓相对准确的地图。基于这一道理，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没有掌握地图测绘技术的北欧航海家怎么能够测绘出《文兰地图》呢？这一问题好似一记重拳，狠狠地击中了《文兰地图》支持者的要害。
自耶鲁大学将《文兰地图》公之于众以来，这幅地图一直处在是真是假的争论之中。正方和反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近六十年的辩论中，专家、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地图墨迹的化学元素方面。似乎没有人侧重这么几个问题：《文兰地图》为什么与《历史之镜》手抄本及《鞑靼关系》手稿保存在一起？《文兰地图》与《历史之镜》手抄本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