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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岔路口上，每个民族都会回顾自己的历史。现在，比较文明论很流行，日本人和犹太人、日本人和某国人之类，从各个角度进行比较，最终研究的还是日本人自身。
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一家出版社向我约稿，写写日本人和中国人，我想着也许有益，所以答应了。执笔中感到，关于日中关系，说是“同文同种”、历史性关联很深，一开始就这样定义，但实际上放在历史上看，并非如此。
日中两国国民，什么时候有过密切的关系？
日本吸收了中国的文化，但这是单方面的，很难说是双方的接触。即使是遣唐使，也只是极少数精英的留学生。
倭寇扰乱中国沿海，只是小规模的抢掠。而且，史书上说“真倭十中一二”，有很多中国海贼装成日本人，真正的日本海贼很少。这也不能算是大规模的接触。
“元寇”的时候又如何呢？托神风的福，只是擦肩而过，也不能算是接触。
德川锁国时代不用说了。直到明治，可以说两国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接触。
隔开两国的海，直到蒸汽船的出现，一直是保障“互不干涉”的屏障。从某个角度上来看，这对两国国民来说，是一种幸福。
日中两国之间，几乎没有像样的接触。虽说几乎没有，但也留下了极少数的例外。
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吧。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朝鲜之役是不可估量的大事件。而且，这一事件即使在战争经过上，也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关于原因，也很模糊。因此，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值得重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手，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失败）。
这是《孙子》里的话。
《孙子》是中国的战争圣经，拳拳服膺。所以，收到报告，听说日本出兵朝鲜，明朝当然就开始努力了解“彼”——日本，更具体的是要了解丰臣秀吉。
在了解敌人上，日本方面更为有利。
日本的文学、文化都是从中国传来的，日本一直被中国的东西（各种意义上的）所包围。
而明朝，从古代到明治，在这个国家，都没有如此研究过日本。
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数十年倭寇猖狂，作为对策，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日本研究。
元末（1320年左右）编纂的中国地理书《广舆图》，在倭寇猖獗的嘉靖四十年（1561），补充了日本和琉球的部分，刊行了改订版，因为有此必要。
在同时期，胡宗宪的《筹海图编》出版，提供了很详细的关于日本的知识。
山城君（天皇）的号令不行；和泉一州八万户，皆居积货殖，等等，有很多很详细的关于西日本的情况介绍。
但是，就算明代盛行日本研究，也只是相对而言，在其他时代，中国对日本都毫不关心。明代研究日本，是因为要探讨倭寇对策，在受害最大的长江（扬子江）沿岸至南中国，吸引了有识之士的注意，但北方并非如此。
秀吉出兵朝鲜，明政府为了救援朝鲜，下达动员令，主要是动员辽东诸营的军队，也就是日本人称为“满洲”的地方。那里的人，只是有识之士偶尔听到过倭寇之祸的风声。被动员的士兵，也许连“日本”这个国名都是第一次听说。
在救援朝鲜的明军中，有一部分炮兵是从辽东以外动员的，被叫做“南兵”。
尽管如此，明军所知道的日本的战法，只有倭寇出其不意的游击战。至于大部队的野战，对日军的战法、实力等，则一点也不了解。
因此，必须紧急收集情报。
虽说如此，但对方是基本上没有往来的国家，收集情报的困难可想而知。
情报的首要源是在日本的中国人，偷偷向本国通报“日本情况”，这对明政府认识日本有很大贡献。
留在日本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被倭寇掳去日本的技术者，或是商人。
其次，是从曾经在日本、后回到明朝的人那里获得情报。
但是，这两种方式对战争而言，都微不足道，只能提供一般情报。
第三种情报源，是战争开始以后，由成为俘虏的日本人所供述的。
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的人会故意提供虚假的情报。但在这一点上，日本人似乎相对诚实地招了供。既然已经被捕，挣扎也没有用，这是日本人单纯的性格所致吧。
那么，从这样的情报源所得到的关于日本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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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政府的敌人是日本，其主将是丰臣秀吉这个人。
即使在现代，敌国最高首脑的性格，也对战争有巨大的影响，更何况是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当时个人的力量是很大的。因此，首先要了解首领。
那么，明政府是怎样理解秀吉的呢？我们来看看。
《明史·日本传》中说：“平（丰臣）秀吉，萨摩州人之奴。”
出生地弄错了。说秀吉是萨摩人的奴隶，这一点也很可笑，他的主人信长是尾张人。
我手边有万历丙午年（1606），诸葛元声撰的《两朝平攘录》的影印本。从中看看明人的“秀吉”观：
平（织田）信长为关白，常统帅部下，秀吉为其义子……
这个开头已经错误满篇。信长没有当关白，也没有收秀吉为义子。
秀吉幼时微贱，不知父，母为人婢妊娠。生子欲弃，有异征而未弃。及长，勇力矫捷（勇敢敏捷），不营生业。先为鱼行商，醉卧树下，信长狩猎相遇，惊起纷争。
这原本是矢矧桥的蜂须贺小六和日吉丸的相遇，在这里换成了信长，桥下变成了树下，这样是为了和木下藤吉郎这个姓扯上关系，牵强附会编造出来的吧。
出身虽可疑，但幼时卑贱，这确是事实。
“秀吉常上高树”，这一定是想说他如“猿”一般的敏捷。
信长每带秀吉出兵，战无不胜，大为宠爱，赐田土，改名森吉。凡助信长，计夺二十余州……
前面一段讲的是信长在树下遇到秀吉，让他照顾马，取名“木下人”。所以，把“木下人”改成了“森吉”。
信长自恃功大势盛，遂弑国王，自篡立……
所谓信长弑国王，大概是说他放逐足利将军义昭，废室町幕府。《两朝平攘录》提到信长害怕秀吉造反，因此增加领地任命他为“摄津镇守大将”。
参谋阿奇支者，得罪信长，命秀吉统兵讨之。俄信长为其下明智所弑。秀吉方攻灭阿奇支，闻变与部将行长等乘胜举义兵，诛明智。此为万历十四年……
这一段有些混乱。阿奇支大概就是明智吧，但又出现了一个明智。
在征伐中国的途中，秀吉闻变撤退，阿奇支大概不是明智，而是荒木。荒木村重正是信长的部下，因受到怀疑谋反而出逃，托付于毛利，这还比较对得上号。
秀吉灭明智是在天正十年（1582），明的年号相当于万历十年，与史料记载有四年的差异。
接着提到了信长的儿子，说秀吉把他们都废了，然后自立，把关白让给养子孙七郎。原注中说，名为见吉，秀吉早年无子，收为养子，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生一子，流放孙七郎守关东，后来二十四年听信谗言以谋反之名诛杀。不用说，这指的是秀次，这一段交代得很详细。
此后越发治兵，征服诸州，万历十七年兼并六十六州，皆收为臣仆。秀吉法令严格，绑钉杀戮等，用尽诸法，兵士只进不退。遇水火不许后顾，如有后顾者，其子婿皆被斩。因此所向无敌……
这段讲述了秀吉法度严格、刑罚残酷。
始征关东，以十二匹马驮黄金，用心攻杀敌者，赏马上黄金。另以黄金离间，杀戮示威……
看来，秀吉不仅实施严厉政策，还采用黄金攻势。
其后还有割掉不服者的耳朵，放在二十匹马上驮回去的例子，说他“诛戮殆不尽”。
所夺诸州，必取其子弟为质，皆迫于威计，并非心服。秀吉多智略，刚果有决断力，恩威并施，胁迫众人，又善于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