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赵元任1912年5月29日的日记，他该年春天选的两门哲学课，一门是“近代哲学问题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hilosophical Problems)，另一门是“逻辑与形上学研讨课”(Seminar in Logic and Metaphysics)。根据康乃尔大学印行的课程大纲，前者的课程编号是“哲学19”，后者是“哲学40”。这两门课都不是哲学入门的课，特别是“哲学40”这种研讨课，是给高年级以及研究生上的课。赵元任的是日记，不太可能是错的。由于当时胡适跟赵元任都是大二下学期的学生。赵元任没有转系，按部就班的选课，所以胡适转系的时候，赵元任应该老早就修过“哲学三：逻辑”这门入门的课了。我们今天还可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胡适的英文藏书里，看到一本赵元任收藏的克雷登的《逻辑导论》(An introductory logic)的教科书，扉页上还有赵元任的签名。那本书显然是胡适1912年选“哲学三”的时候，赵元任借或送给胡适的。我们很难解释胡适为什么在1928年那篇文章里说他和赵元任、胡明复一起上克雷登教授哲学的课。唯一能作的合理的解释，是胡适有旁听的习惯。他和赵元任、胡明复一起上克雷登教授的课，可能是胡适跟着去旁听的一门课。
胡适决定转系的第二个理由是辛亥革命。他说由于这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建立的共和国，美国人都很有兴趣，到处要请中国学生演讲：
当时中国学生里的演讲最成功的是大四、学土木工程的K. Y. Char。他的中文名字是蔡劼卿［注：即蔡光勚］。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到康乃尔之前，他在母校教过英文。他是一个很稳健的人，英文演说一流。但是由于演讲的邀约太多，蔡先生的课业又重，他不得不谢绝许多演讲的邀请。因此，他就开始在中国学生里物色人才。他觉得我是个可造之材，可以在他毕业以后，接替他演说中国问题。有一天，蔡先生来找我，他说他在中国同学会中听过我几次讲演，他知道我国学的基础训练，又了解中国历史。他要我替他接几个比较容易的演讲，对美国人讲解辛亥革命与民国。我在几经考虑以后，决定接受其中的几个，努力地作了准备。这是我从事英文演说的开始。这种公开的演讲促使我去研究辛亥革命从十九世纪末以来的历史背景，以及民国新政府领袖的生平。这是促使我转系的政治历史因素。
胡适把辛亥革命说成是促使他转系的第二个理由，其实也是颇为牵强的说法。胡适说辛亥革命发生以后，美国人对中国的事物好奇，中国学生当中的演说大师、大四的蔡光勚应接不暇，于是物色胡适作他的帮手兼接班人。事实上，我们在第五章会指出，胡适开始频繁地作公开的演讲应该是在1912年夏天以后，也就是说，大四的蔡光勚毕业以后的事情。当时，胡适早已转系了。他转系是在1912年2月。而这指的，还是他正式转系的时间。胡适在1952年的演讲里说，他是在上“果树学一”的第二个星期发现他干嘛浪费时间在作苹果分类，而决定转系的。1911年的秋季班是在9月28日开学的，开学的第二个星期是十月的第二个礼拜，刚好就在10月10日武昌起事的时候。换句话说，早在胡适因为辛亥革命而四处被人请去作演讲的一年前，他就决定转系了。我们甚至可以把胡适有转系的念头推得更早，至少推到1911年6月以前。就像前文已经指出的，胡适在该年6月初写给章希吕的信上，就已经提起：“适有去Cornell［康乃尔］之志，不知能实行否？”
第三个使胡适决定转系的理由是他从小对文学的兴趣。第一学年在康乃尔大学读了英、法、德三国的文学，使他对中国文学兴趣的复苏了：
我的古文和诗词的训练相当不错。从少年时候开始，我作文写诗就已经颇能差强人意了。康乃尔的农学院不但规定大一的学生必修英文，每周上五小时的课，还得要修两门外国语：德文和法文。这些规定使我对英国文学产生了兴趣，使我不但阅读了英文的经典著作，而且也练习写作和会话。德文、法文课也让我去摸索了德国和法国的文学。我学了两年的德文、一年半的法文。我虽然不会说德语或法语，但我那时的德文和法文都相当不赖。教我法文的便是我的好友和老师康福（W. W. Comfort)教授［后来当费城黑沃佛学院（Haverford College)的校长，胡思杜念过的学校］，我们中国学生查经班的老师。两年的德文课，让我接触到德文的经典著作，像歌德、席勒（W. W. Schiller)［请注意：唐德刚音译为雪莱，容易被误会为大家比较熟知的英国浪漫诗人雪莱（Percy Shelley)］、莱辛、海涅等等。特别是我对英国文学的兴趣，让我接触到了英国文学的巨擘，促使我继续去选修更高深的英文课。
回忆和《口述自传》都不一定正确，都得小心运用，在这里又得到一个例证。 胡适说他在康乃尔学了两年的德文、一年半的法文。但是他的总成绩单只显示了一年的德文以及一个学期的法文。德文是他大一还在农学院的时候选的。成绩都不错，上文已经提过了：“德文一”得90分；“德文二”得80分。我在本节前文列出了他在“德文二”所读的书名，洋洋大观，举凡赛德、凯勒、莱辛、歌德等等。他对自己德文能力的自信，也在在地表现在他才学一年德文就跃跃一试，想写一本《德文汉诂》：“昨夜寻思非卖文不能赡家，拟于明日起着《德文汉诂》。虽为贫而作，然自信不致误人也。”至于法文，胡适直到大三下学期才选修，也就是1913年春天，“法文一”得了80分。他在康乃尔的时候，翻译了法国作家都德(Alphonse Daudet)的两篇短篇小说，第一篇是1912年9月29日译的：“夜译〈割地〉（即〈最后一课〉［The Last Class］成。寄德争，令载《大共和》。”第二篇是〈柏林之围〉(The Siege of Berlin)，是1914年8月24日译的。两篇都是爱国小说。1912年9月的时候，胡适还没学法文。他的〈最后一课〉以及〈柏林之围〉都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虽然胡适在《留学日记》里记他翻译这两篇小说的时候，用的都是法文的篇名：“La dernière classe”（最后一课）；“Le siége de Berlin”（柏林之围）。
无论如何，胡适从农学院转文学院是一个正确的抉择，而且也是一个顺遂的转折。这个抉择完全符合他个人的兴趣；这个转折也完全顺遂，因为，就像他在《口述自传》里所说的，他当时“已经选了足够的学分来满足英国文学的‘学程’了。”更重要的，就像梅光迪所预言的，胡适的“改科乃吾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虽然这并不表示如果胡适没有改科，他未来所走的道路就会一定不同。然而，可以确定的是，由于胡适的“改科”，他就可以全心投入他所向往的、可以为之废寝忘食、可以不油然地为之“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的文学、政治、哲学的领域。这是胡适之幸，也是中国之幸。
